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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出臺《關于改進和加強研究生課程建設的意見》(下稱《意見》)，要求各省份教育廳和研究生培養單位要轉變“只重科研、忽視課程”的實際傾向，加大對研究生課程建設、教學改革的常態化投入，并把課程質量作為評價學科發展質量和衡量人才培養水平的重要指標。

此前，教育部副部長杜占元曾在去年12月22日表示，中國研究生教育需要加大改革力度的領域之一，就是要樹立科學的研究生教育質量觀，“不能簡單地把幾篇論文的質量或者是數量、考試成績作為研究生質量的核心，這樣會引導研究生質量的片面化”。杜占元坦言，雖然我國的研究生教育為國家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但在教育理念、教育內容、教育方式、教育管理和教育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著明顯的差距”。

為強化對課程設置和教學質量的把關，教育部發出的這份《意見》要求，對于新開設的課程，要建立完善的申報、審批機制，且應從課程的目標定位、適用對象、課程內容、教學設計、考核方式、師資力量、預期教學效果等方面進行全面的嚴格審查。

而在研究生的培養工作上，《意見》一方面要求要重視研究生課程學習計劃的制定、指導和審查，發揮導師組和培養指導委員會的作用;另一方面，則指出要尊重研究生的主體地位，鼓勵研究生參與教學設計、教學改革和教學評價，“注意營造良好的學術民主氛圍”。

“重科研、輕課程”緣由何在

對于《意見》的出臺，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指出，中國研究生教育的培養工作重心，一直在課程與科研之間搖擺不定。過去，學校雖重視課程教學，但由于公共課程過多，且研究生階段的專業課程并未與本科階段的課程拉開差距，因此研究生的研究能力難以提高。此后，教育部和高校又要求導師需要有課題項目才能帶研究生，對課程內容的要求因而相應降低。熊丙奇說，“有的學生一進校，就被導師要求參加科研、申請課題、撰寫論文，成為導師的‘打工仔’，甚至學生在讀期間發表的論文數量，也成為申請答辯的前提。”

熊丙奇認為，科研的目的，應是讓研究生與導師一起進行學術研究，接受學術訓練。然而當下的風氣，卻讓科研活動只注重于提高導師和所屬高校的“科研產出”。而研究生急功近利、追求發表的現象，又與學校對教授的行政化指標考核密切相關。現行的考核方式，僅將鎖定放在教授所承攬的課題、經費和所發表的論文數量上，但這些生硬的考核指標，未必能使學者真實的學術能力和貢獻得到公允的呈現。
熊丙奇稱，十年前的大學本科教學，就存在著類似的問題;教育部也曾提出要加強本科課程建設，幷推出國家精品課程建設工程，然而問題幷未得到解決。

2014年12月，一位在四川大學歷史系任教的教師周鼎曾發表一封“自白書”，直指當前高校重科研、輕教學的現狀。周鼎寫到，“從前，科研是副業。現在，教學是副業”;“高校教師的主要工作是，申報課題，報賬，報賬，還是報賬”;“學生的數量比學生的質量更重要，因為高校經費的劃撥與招生數量有關，與畢業質量無關”。周鼎自承，自己曾以精心準備授課內容為職志，然而在科研考核、各種行政化評估的壓力下，“在上課前一刻還在努力修改課件，只能自嘲這是一種潔癖。”

熊丙奇解釋，除了科研壓力之外，中國研究生課程質量不高的原因還包括：第一，教師授課僅追求完成工作量，自身準備不充分，輕視課程質量;第二，課程的教學偏重理論講解，缺乏對學生研討、實踐的引導，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尤其如此。

現狀如何改變

在“重科研、輕課程”的研究生培養現狀亟待糾正的背景下，教育部出臺的這份《意見》明確要求“切實轉變只重科研忽視課程的實際傾向”，幷提出要“將課程質量作為評價學科發展質量和衡量人才培養水平的重要指標”。

同時，《意見》還要求培養單位需統籌使用各類經費，加大對研究生課程建設、教學改革的常態化投入，并提出要加大對教師參與課程建設和教學改革的激勵與支持。具體措施包括：深化教師薪酬制度改革，提高課程建設和教學工作在教師薪酬結構中的比例;對在課程建設和教學改革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績的教師予以表彰;將承擔研究生課程建設和教學工作的成果、工作量以及質量評價結果，列入教師考評和專業技術職務評聘的要求;加大對教師承擔研究生課程建設和教學改革項目的資助力度等。

針對如何提升研究生階段的課程質量、強化研究生的課堂學習效果等問題上，《意見》提出：要重視通過“對經典理論構建、關鍵問題突破和前沿研究進展的案例式教學等方式，強化研究生對創新過程的理解”，并根據學科發展、人才需求變化和課程實際教學的效果，及時調整和凝練課程內容。此外，《意見》還要求應加強不同培養階段課程體系的整合和銜接，“避免單純因人設課”;支持研究生按需、擇優選課，建立完善研究生跨學科、跨院(系)和跨校選課的制度機制。

對于《意見》所列舉的一系列研究生課程改革方向，熊丙奇認為，高校可以將教學事務交給教授委員會管理決策，對于教師的教學、學術評價，實行同行評價，而非由行政為主導的評價，“落實學校辦學自主權，才是改善教學質量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