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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恢復學位制的1981年開始，到2014年底，我國累計培養(yǎng)博士研究生49萬人，碩士研究生426萬人，其中半數(shù)為近五年培養(yǎng)。30多年來，研究生教育為國家建設培養(yǎng)了大批人才。從數(shù)量上看，我國已是研究生“超級大國”，僅博士階段培養(yǎng)人數(shù)就已是世界第一。

隨著時代變遷，在考研人群從“精英化”變成“大眾化”的同時，很多人的讀研初衷，也從“研究學術”變成“為了工作”。擴招后的學歷變相貶值，加之一些用人單位劃定的較高用人門檻，使得“考研熱”不斷升溫。

正是在“考研熱”之下，個別高校出現(xiàn)“大學高中化”現(xiàn)象，部分學生把考研奉為“第二次高考”，而這，絕非高等教育的本來面貌。

從2016年開始，在職研究生聯(lián)考被取消，而隨著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推進，研究生的入學門檻和教學質量，都將得以提高。

12月26日，2016年全國碩士研究生招生考試正式開考，170余萬考生步入考場。

教育部的數(shù)據(jù)顯示，1980年，全國包括博士在內(nèi)的研究生招生數(shù)僅為3616人，1990年為3萬人，2000年為12.9萬人。若包括博士在內(nèi)，2015年的研究生招生數(shù)達到62.1萬人，35年時間增長170余倍。

30年間，無論是考研群體還是考研初衷，都發(fā)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變。對于不同年代的考研者，他們有著不同的想法，也有著各異的經(jīng)歷。對他們個體而言，是改變?nèi)松�的一次考�?對社會而言，是映射時代變遷的一面鏡子。

80年代：考研為了“追求學術”

時間：1985年

考研者：陸堅，呼和浩特人，考取南開大學近代文學系，現(xiàn)為天津某高校教師

“只身在天津上學，放假回家時孩子都不認識我了，看見我就哭。”天津市某高校教師陸堅告訴《工人日報》記者，1985年，他考上南開大學近代文學系研究生，當時孩子剛一歲。拖家?guī)Э�，是上世紀80年代考研者的真實寫照。

記者見到陸堅已是下午5點，6點還有課，他邊準備教材邊拿過學生送來的泡面，用開水泡上。他是呼和浩特人，研究生畢業(yè)之后舉家搬到天津。

本科畢業(yè)后，陸堅在呼和浩特的一所高校當老師，結婚生子。但考研的想法一直縈繞在腦海里，因為對文學有強烈興趣。“當時就想著進一步提升自己，想在學術方面取得進步。”

上世紀80年代，大學生被稱為“天之驕子”，本科學歷本已稀罕，研究生學歷更少見。當時考研通過率很低，選拔標準也較高。“大學的班里30多人，有考研想法的不到10個，考上的只有我一個。”

由于孩子媽媽工作忙，陸堅只能邊看孩子邊復習。“我左手拿著外語單詞本，右手抱孩子。孩子一哭，立馬放下課本去哄孩子。”當時復習資料單一，只能一遍遍地自學大學教材。由于是跨專業(yè)考研，付出更多，他每天工作之余用3~4個小時來學習，“除了工作就是學習。”

苦心人，天不負。經(jīng)過努力，陸堅如愿考上南開大學近代文學系研究生，但之后的生活讓他更加煎熬。每個假期回家，陸堅首先要做的就是和兒子培養(yǎng)感情。但孩子剛熟悉他，開始依賴爸爸的時候，陸堅又該離家返校了。

在陸堅看來，曾經(jīng)的考研也是一場歷練。他望著辦公桌上的老照片說：“人生要有目標，同時還要有毅力，堅持下去一定會有收獲。”

90年代：考研為了“提升地位”

時間：1992年

考研者：徐建明，河北昌黎人，本科武漢建材學院，考入天津大學力學專業(yè)，現(xiàn)為秦皇島某科研機構學科帶頭人

從小城昌黎到武漢，再到天津，最后回到秦皇島，徐建明完成了一次人生的“版本升級”。

土生土長的昌黎人徐建明，初中后迷上物理這一科。1982年，徐建明考入武漢建材學院，畢業(yè)當年，他參加過一次考研，未能通過。

“那時急需人才搞建設，大學畢業(yè)就分配工作。”徐建明被分配到秦皇島市的一所科研機構。在單位工作了6年后，他決定再考一次。

上世紀90年代，對于“有單位”的人而言，考研的第一關往往不是考試，而是單位“放不放人”。令徐建明意料之外的是，單位領導支持他，復習期間沒有布置工作。這一次，他考上天津大學力學專業(yè)研究生。“當時本科生都分配工作，所以考研不是為就業(yè)，而是為了更好的機會。

考研的最直接結果，就是職稱和工資的變化，“單位里和我同時本科畢業(yè)的同事，五年才能評上工程師，而我研究生畢業(yè)后，兩年就評上了。工資還高了不少!”而在之后漫長的職業(yè)生涯中，這一優(yōu)勢漸漸被拉大。

現(xiàn)在，徐建明已經(jīng)是單位的學科帶頭人，在他從事的領域里有了些許成就。他坦言，“學術是我畢生追求，我會堅持一輩子。沒有研究生階段學到的那些知識，我可能現(xiàn)在還停留在幾十年前的水平。”

00年代：考研為了“更多選擇”

時間：2004年

考研者：郭華東，山東菏澤人，本科內(nèi)蒙古大學，后考取南開大學世界史專業(yè)

在南開大學津南校區(qū)的博士公寓中，記者見到了正在寫博士論文的郭華東，宿舍里到處是復印的英文版資料。“學美國史，文獻多是英文的。”郭華東說。

明年6月份就要畢業(yè)的郭華東是第二次在南開就讀。11年前，從內(nèi)蒙古大學畢業(yè)后，他考取了南開大學世界史方向研究生。碩士畢業(yè)后去了四川一所高校，工作6年后他重新考取了南開大學美國史方向的博士。

回想當年，郭華東印象最深的就是擴招。1999年，高校擴招開始。1998年高考錄取108萬人，而2002年錄取人數(shù)達到320萬人。郭華東是擴招后的第二批高考生，見證了擴招給考研帶來的變化。

“那時考研，是‘個體化’很強的行為，為了增加知識，也為了更多選擇工作的機會。”郭華東說，自己真正準備考研是在大四。而他如今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很多本科生，一進大學校門就開始準備考研，甚至學校還會向學生強調考研必要性。一方面是考研呈現(xiàn)大眾化，另一方面則是有人憂思“大學高中化”，考研變成“第二高考”。

考研群體的擴大，也讓重點院校與普通高校的差距被拉大。據(jù)郭華東回憶，“當時重點與非重點院校沒有現(xiàn)在那么強烈的對比。”當時全班一共47個人，考到校外的也就3、4個，整體考研的人不算多。“現(xiàn)在很多人是希望通過考研，來換一所名氣更好的學校。”

10年代：考研為了“一份工作”

時間：2015年

參考者：王景軒，太原理工大學大四學生

王景軒自小便是老師眼中的好孩子，然而他遲遲未能走出高考失利的陰影。“沒復讀，勉強上了一所大學。”王景軒說，自己入學后狀態(tài)特別頹廢，“大一大二經(jīng)常掛科。”

從大三開始，王景軒開始正視前兩年的荒廢，決定考研。他每天早晨6點起，晚上10點睡，在圖書館學習14個小時，光他桌上復習考研的書就有42本，“一年下來練習題就刷了11本。”

“考研就像是自我救贖。”王景軒對記者說，他不想這么早走進社會，擔心拿本科文憑找不到滿意的工作。“我想到大城市發(fā)展，生活壓力會比較大，我希望在就業(yè)時能有高起點。”

事實上，考研對于部分本科生而言，其實是延遲就業(yè)。研究生是否真的比本科生好就業(yè)，答案很難說，很多高校本科生就業(yè)率反超研究生。以西南大學為例，該校2014屆畢業(yè)生12700人，本科畢業(yè)生就業(yè)率96.54%，碩士研究生就業(yè)率95.04%，兩者平均薪酬相差不大。

“就業(yè)難導致很多本科生畢業(yè)后不工作去考研，推高考研熱度，躲避就業(yè)高峰，但研究生畢業(yè)后，其職場競爭力并未有很大提升。”有教育業(yè)內(nèi)人士如是說。(應被采訪者要求，陸堅、徐建明為化名)(朱林 本報實習生 王夢瑩)

編輯：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