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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罵父母，不是一般的、偶爾的打罵，而是多次，是毆打，是辱罵，逼得母親想輕生。這樣的人，夠得上是“逆子”了吧？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廖某的父母從湖南老家來深圳替廖某帶孩子，母親廖惠蓮還幫廖某做家務。因為一些家庭矛盾，廖惠蓮被兒子打罵，多次被甩耳光，被罵是“豬”，廖某甚至還說“怎不撞車死”。按傳統的說法，廖惠蓮養了一個逆子。廖惠蓮傷心、絕望至極，多次有輕生的念頭。

25日，父親責備廖某，父子發生沖突，廖某把59歲的父親廖祥光咬得鮮血直流，又將父親趕出家門，光明新區東周派出所介入調查，家庭糾紛演變為一樁新聞。

此事被報道后，廖某給朋友發短信稱：父親把這件事捅出來，是要毀他。

所謂“捅出來”，接近于古代的“告忤逆”，就是把“逆子”送官，讓官家治他的罪。不到不可忍受，老百姓一般是不會“告忤逆”的。傳統社會是熟人社會，家丑外揚，壞了兒子的名聲，如果是未婚，討老婆都困難了。

沒有人生來就是逆子。報道說 ，廖某曾經是廖某家的驕傲。從天津財經大學本科畢業后，又被保送北京大學就讀工商管理碩士研究生。畢業后，先是進了華為，后來又“考公”成功，成為深圳光明新區發財局(發展與財政局)的一名公務員，很受重用。同時他還持有律師執照，兼職一家香港上市公司的內地事務法律顧問，十足的成功人士。

報道說，廖某與父母的矛盾，跟妻子有關：嫌他家窮，結婚時沒有像她娘家那樣拿出5萬元錢出來。廖某出生于湖南農村，父母和姐姐一直疼愛有加。知情人稱，“廖某的大學學費，也是他姐姐廖愛麗出去打工賺的。”在一些比較貧困的農村，一個男孩子的成功，除了父母的艱辛，往往還有姐姐或妹妹的犧牲。

這樣的“資源配置”，無形之中向廖某傳遞了一種價值觀：他是家里最有價值的，其他人是可以或應該為他作出犧牲的。所以，妻子的抱怨固然令他生氣，但他無法理直氣壯地反駁，因為他與妻子的價值觀是一致的。但是，忍聲吞氣之后需要宣泄，宣泄的目標，只能是處在價值鏈更低端的人：母親。報道說，母親廖惠蓮在家里說家鄉話，都要被廖某打罵。可見，廖某對自己的出身有多自卑。

廖家的資源配置，以及家人(包括他的妻子)之間的價值排序，跟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與價值排序完全一致。城鄉資源分配的長期懸殊，拉大了農村和城市發展的距離，距離越大，農村越窮；越窮，農村就越自卑，連家鄉口音以及說家鄉話的母親，也成了貧窮落后的象征物，帶著自卑的“原罪”，應該被厭棄，被鄙視。廖某以前也曾因打罵母親后悔過，說要“重新做人”，看得出他很掙扎，在原始的親情與現代理性(價值觀)之間掙扎，在母親與妻子之間掙扎……

有關報道最后的消息令人寬慰：廖某和父親通了電話，廖某認了錯，父親也原諒了兒子。

那么，廖某認為自己“錯”在何處了呢？要從哪里改起呢？他再一次“重新做人”，又“新”在何處？他認錯了，他妻子會認為自己也有錯嗎？妻子會跟廖某一起更“新”自己嗎？

而且，需要更“新”的，僅僅是廖某等一兩個人嗎？除了沒有打罵父母，我們和廖某難道有什么根本的區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