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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大藥理學博士生楊寶德在2017年的圣誕節當天在灞河溺亡，令人感慨唏噓，其女友及身邊的朋友將事件歸因于其導師的壓榨和管制，由于缺乏權威第三方的調查，真相也就不得而知。人們繼續以此為依據對本已為業界內外詬病的中國研究生培養制度、高校體制，甚至整個中國的教育制度進行形而上學的判斷。

事實上，從整個現代教育體制來說，東亞包括日本、中國大陸和中國臺灣地區等均仿制的是美國單軌制教育體系，整體大同小異，差異均在細節上。也因此，在中國大陸高校存在的主要問題在美國、日本和中國臺灣地區均有類似案例，最大的區別可能只是程度上的不同。

在研究生培養制度方面，中國也亦步亦趨的仿效美國的“老板制”培養模式，記得當年最先被公開稱呼為“老板”的是現已從政的北大某著名年輕海歸教授。自那時起，老板就成了研究生導師的合理稱呼和行為指導準則。在楊寶德事件前兩個月美國猶他大學剛發生了讀了7年博士發了6篇文章的中國博士生唐曉琳失聯死亡事件，輿論同樣指出問題出在了不肯讓其畢業的“老板式”導師身上。據說這位美國導師的老板化教學科研模式還是以夫妻老婆店的形式更上一層樓。

這種“老板制”培養模式在中國特色市場化進程中與本土的學徒文化傳統融合很快表現出研究生培養的“中國模式”。這種特殊模式本質上與有教無類這類充滿道德和情懷的詞是相矛盾的，也因此，一些“老板制”導師在招收學生方面遵循的模式是要么學生出身貧寒，能做家務能寫文章，這類學生名額少競爭激烈;要么學生出身官宦，能夠帶來一定資源，如人脈和經費等，這類學生起步在副處級;再有就是出身商賈的學生，能夠滿足導師對商業方面的好奇心和需求，這類學生主要看忽悠;最不濟就是招個外國學生，在某些特殊場合如春晚般表演外國人說相聲等曲藝雜耍滿足導師走向國際的虛榮心，這類學生要求盡量來自發達國家或地區。

后三種學生無論你有什么高古的初心和情懷，自入師門第一天起就被定位在非學術用途，如果想躋身學術就要付出比第一類學生更多的學術研究精力外加非學術定位資源。

這種招生模式其實自古有之，從至圣先師孔子以降皆心有靈犀地按此潛規則收徒。孔圣人一號弟子顏回出身寒門，但天資聰慧，學業進步，奈何天嫉英才英年早逝;二號弟子子路身懷絕技，貼身服侍孔子，照顧孔子的一切衣食起居，盡管學識較差，但并不影響老師評價其“已造乎正大光明之階堂，特未深入精微之奧室耳”;三號弟子子貢出身巨賈，為孔子大肆操辦身后事，并守孝三年。

一些學校科研管理部門也深知本校老板在招收學生過程中的偏好，也順勢而為，要求導師招收研究生，特別是博士研究生時向學校付錢買人。招收第一個學生最便宜，給學校幾百元即可，每多招一個學生向學校教的經費就呈幾何級數增長，能一屆招得起三個以上博士生的導師一定是爭奪科研項目和經費最厲害的殿堂級博導。

所以考慮到制度因素，不能因此將過多的負面評價發泄在老師身上，老師也是需要養家掙錢的凡人。從個人經驗直觀來說，大部分高校教師無論是學術和道德素質都是能夠守住為人師表的基本底線，是重視個人學術聲譽、愛護學生、珍惜道德規范的。北京某著名學府一位學境高遠、專心科研的博士導師每年只招一個博士生，而且最好是在職的，因為在職的不用給學校交錢。該學究不屑于爭取項目和經費，對研究也喜歡親力親為，不愿學生代筆，對學生的指導也是有教無類。

與長期見諸媒體報端的問題相比較，更嚴重的反而是長期以來不被外界察覺表面程序正義實際結果往往荒謬的高校科研人員選拔問題，大量近親繁殖現象嚴重，程序被潛規則利用反而更加固化了問題，上面的問題也就無法得到根本的緩解。導師對學生生殺予奪的權利在給部分學生帶來困窘的同時，也必然給自己喜愛的學生帶來特別的關照，將有限的資源留給這些會來事兒的學生，比如留校、評職稱或私下的利益交換，一路扶持下來，使部分水平一般的學生繼承衣缽成了學界未來之星。

這些繼承衣缽者自然又會拼命博取各種頭銜和利益，也會像自己的導師那樣獲取低成本的知識勞動力為自己寫文章出成果，并心安理得地享受這些成果帶來的種種好處。而外界霧里看花，難以分辨他們的真實水平，只能根據知名度來進行判斷，除非在某些情況下出現力有不逮的事情，才被外界看穿。但這個過程中，那些不會來事兒的人往往被邊緣化，個別特別“愚鈍”的更處事艱難。

這種“老板制”培養模式盡管長期為學術界內部所詬病，但由于其帶給既得利益者的收益驚人，成本低廉而長期得不到解決，甚至固化下來。若想從根本上改變這些只能試著分散導師教授對學生的專屬管理權和命運的掌握，并擴大監督和投訴處理的透明度。

最后轉述北京大學何懷宏總結小說《斯通納》的一段話，“馬斯特思曾經有一次很鄭重地討論他所理解的‘大學的本質’，他說大學其實是一個“庇護所”，是這樣一些人的‘庇護所’：這些人無力、或者不愿在外面的世界上競爭，不想在政界、商界競爭，甚至就是外面世界競爭的失敗者，是外面世界的‘棄兒’。如果這樣的人在大學越來越少乃至近乎絕跡，那也就是大學靈魂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