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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著名科學家”是一個要求頗為苛刻的標簽。近現代以來，中國能夠當得起這個稱謂的人鳳毛麟角。

最近適逢國際勞動婦女節，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請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工程的幾位專家幫助梳理了何澤慧、陸婉珍等“女性著名科學家”如何應對性別、學術和社會交往等問題的成功經驗，希望能夠在提倡“創新驅動發展”的新時代，對從事科技工作的女性有所啟發。

“我自己去找德國軍事專家的老祖宗去”

不少女性在考慮是否要走科學這條道路之前，首先要闖過性別關。

即使到今天，也很難說男女在各行各業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如果將時間追溯到20世紀初期——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何澤慧和石油化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陸婉珍出生的年代，女性的社會地位則更低。

想成為一名科學家，她們不但需要自己內心堅定、爭取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更需要有和反對聲音據理力爭的勇氣。

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工程叢書編委會主任、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理事張藜分析說，婦女解放運動和女性自主、獨立意識的增強為女性走上科學道路打下了基礎。

同時，開明、男女平等的家風和雄厚的財力在當時是女性得以獲得優良教育的另一塊重要基石。在這一點上，兩位女科學家有著極為相似的背景。何澤慧的父母出自官宦望族，而陸婉珍則出生于書香世家。

盡管擁有家庭方面的天然優勢，她們還是需要異于常人的勇氣去爭取學習機會。例如，何澤慧在早年的求學之路上，就兩次險些因為性別問題被導師拒之門外。

第一次是考大學時。清華大學1928年開始招收女生，何澤慧于1932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與她同級的28個物理系新生中有8名女生，但當時的系主任葉企孫主張“女生一個不要”。《何澤慧傳》的作者、科學史專家劉曉推測，或許葉企孫是覺得女生學物理比較難，而且物理系的畢業生將來有可能要從事與戰爭相關的工作。

“但她就是不服輸，堅持爭取，她性格中有很積極的一面。”劉曉用3年時間收集了與何澤慧有關的翔實資料，撰寫成書。

在得知可能被勸到其他系之后，何澤慧“挺身而出”和女同學們一起據理力爭：“你們為什么在考試成績之外設立一個性別條件?你招生的時候沒有說啊?”最后，系里只好同意她們先試讀一學期。

經過幾輪淘汰，最初的28名新生只剩下10人，何澤慧是勝利者之一。但沒想到，相似的一幕竟然在她前往德國攻讀博士學位時重演了。

從清華大學畢業后，何澤慧的同級同學，包括后來成為她丈夫的著名物理學家錢三強都被老師引薦到可以為“抗日報國”作貢獻的南京兵工署等單位工作，但女生似乎不在考慮范圍。

選擇留學德國的何澤慧一定要爭口氣。“兵工署不要我們，我自己去找德國軍事專家的老祖宗去!”劉曉在書中解釋道，這位“老祖宗”就是德國軍事專家克蘭茨教授——現代彈道學的開創者、“兵工署”的顧問，當時幫助中國籌建了彈道研究所。

一心想救國的何澤慧堅持要學習實驗彈道學，請求克蘭茨教授接收她，但被拒絕了——彈道專業此前從未收過外國學生，更沒有收過女生。

何澤慧窮追不舍。她對克蘭茨說：“你可以到中國來當兵工署顧問，幫我們打日本侵略者。我為了打日本侵略者到這里來學習這個專業，你為什么不收我呢?” 克蘭茨教授被問得啞口無言，只好同意她先以旁聽生的身份試試。第一學期結束后，何澤慧便轉成了正式學生。

她在追求女性平權的道路上又勝利了。

當時社會相對封建，時局動蕩，這些人要在“科學家”前面加上“女性”二字，頗需要些勇氣。其實，如果把時間的指針撥到今天，女性在從事科技工作中仍有不便之處，在某些專業選擇上會面臨性別的阻礙。

但實際上，女性科技工作者在承擔某些性質的工作中已經顯現出了優于男性的特點，張藜從這些老一輩女科學家身上看到，女性在從事實驗科學時或許更加出色，“因為女性的自然特質中往往擁有更長久的專注度、更持久的耐力和更大的韌性”。

科學救國：當時精英階層的價值取向

過了性別關之后，若還要在“科學家”之前加上“著名”二字，則是更大的挑戰：一方面，需要有指引某領域科學發展方向的能力;另一方面，還需要有服務全局的胸襟。如果說前者是技術問題，后者則是意識問題。

“當時家庭條件較好的青年學子致力于科學救國，反映出了精英階層的價值取向。” 這是劉曉遍覽老一輩科學家的成長經歷后得出的觀點。何澤慧和陸婉珍都符合這一情況。

何澤慧的父親何澄曾親歷八國聯軍侵華，憤而留學日本。他曾說：“若想中國人不受外國欺負，必須把外國的強項學到手，我就是傾盡家資也要送你們出去。”

陸婉珍的父親陸紹云從小目睹國家貧窮落后，加之受到愛國主義教育的影響，一早決心走實業救國的道路，后來也遠赴日本，學習紡織技術。

父輩為了民族富強、國家興旺所作出的努力深深印在年幼的何澤慧和陸婉珍心里。數十年后她們成為大科學家，有人問最初是什么讓她們對科學產生的興趣，陸婉珍回答：“大部分是由于科學救國的思潮。” 何澤慧則率真地回答說：“沒有興趣，沒有興趣，那時候就是為國家……”

愛國和有社會擔當是彼時成為大科學家的必備條件。但僅有愛國之心是不夠的，她們還需要“靜默地想救國的方法”——這是何澤慧17歲時經歷日本侵華的感悟，也是諸如她一樣的救國科學家們奉行一生的行為準則。

為救國，這些“不起眼的小女孩”都選擇去啃科研硬骨頭。

何澤慧在德國克蘭茨教授麾下于1940年獲得博士學位，而后前往法國與丈夫錢三強會合，共同在居里夫婦的實驗室工作;比何澤慧小10歲的陸婉珍在美國知名化學家希斯勒教授指導下于1949年獲得博士學位，與石油化工學家閔恩澤結為伉儷，并供職于一家著名的精制玉米公司。

盡管她們已經在國外獲得了相對優裕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以及良好的發展前景，但“梁園雖好，非久居之地”，救國之心從不敢忘。錢三強曾說：“正是因為祖國貧窮落后，才更需要科學工作者回去改變她的面貌。”

抱著這樣的信念，1948年，何澤慧和錢三強夫婦登上了從法國出發的輪船，回國后創建了我國首個原子學研究所，雙雙成為我國核物理領域的奠基人。

1955年陸婉珍和閔恩澤夫婦也登上了從美國出發的輪船，隨后創建了我國首個石油煉制工業研究所，開了我國油品分析技術的先河。

除了白手起家、勇于創新，這兩位女科學家還對科技發展趨勢具備敏銳的嗅覺和準確的判斷力。例如，何澤慧的研究重心從原子核物理、原子能，到中子核物理，再到宇宙線，始終站在我國核物理研究中最迫切需要、也最關鍵的一線。而陸婉珍早年堅持研究的不被學界看好的近紅外光譜油品分析技術如今竟有愈來愈熱門之勢。

“人不要被物降住，要學會與自己和解”

褚小立是陸婉珍的學生，曾跟隨她學習工作近20年。陸婉珍亦師亦母的教育讓褚小立印象深刻，其中最常被他記起的一句話是：“人不要被物降住。”

盡管陸婉珍家境殷實，但她從小恪守儉樸的習慣。加之幼時受祖母淡然生活態度的熏陶，似乎從沒有什么事能夠打亂她的心緒，對于物質生活，更是要求極低。

在褚小立的記憶里，陸婉珍每年冬天的打扮都一樣：一件深藍色呢子大衣、一頂棕色的帽子和一條毛圍巾。這身衣服她至少穿了20年。

聽說有女學生出門不知道該穿哪雙鞋時，陸婉珍便說：“這有什么難的，你準備兩雙鞋，在家穿一雙，出門穿一雙不就行了?人不能被物降住，物應該為人所用。”

陸婉珍認為人生在世要處理好三級關系：最低級別的是人與物的關系，中級是人與人的關系，而最高級的關系是人與自我的關系，“我們最終要學會與自己和解”。

她非常清楚自己的追求。不管外界有什么聲音，陸婉珍向來都在自己的路上走得平靜而堅定。剛開始研究近紅外光譜油品分析法時，學界有不少反對的聲音，陸婉珍不和任何人爭辯，只是安靜地做研究。但褚小立聽了心里不舒服，跑去找陸婉珍訴說。

“這有什么呀?你是賣蘿卜的，他是賣白菜的，賣什么吆喝什么唄!” 陸婉珍一句話就把褚小立的心穩住了。

“獨立自主是這些女科學家的共性。” 張藜說。在當時以女性身份扛起科學救國的重任，內心堅定的豈止陸婉珍一人。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陸婉珍和何澤慧單純、平和地度過了干校時光。

傳記中寫道，談及挑煤的活兒，陸婉珍總會驕傲地說：“我很有本事，我個兒大，有力氣，會掌握平衡。修廁所是項技術活，我也做得可以。”

何澤慧似乎比陸婉珍還要樂觀，由于“身體老弱”，她只領取了敲鐘、看場等任務，她竟然像在科學實驗室測算數據一樣將敲鐘時間計算得分秒不差，最后所有人都用這個時間來對表。其間她還順便自制儀器在荒郊野地里完成了對貝內特彗星的觀測。

但她們心里還是掛念著被迫中斷的科研工作。一回京，她們便又投入到了各自的科研一線中。

在科學史專家劉曉看來，這些科學家早期完整的、長期的教育和科研經歷，已經使她們獲得了飽滿而堅定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她們心中的追求，風風雨雨都難以撼動。

事實上，她們的人生信條早已被鎖定，正如居里夫人給何澤慧和錢三強的臨別贈言所說：“要為科學服務，科學要為人民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