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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三次大論戰

（1）維新派和守舊派的論戰

1898年前后，維新派與守舊派之間展開了一場激烈論戰。

論戰主要圍繞以下三個問題展開：

首先，要不要變法。守舊派堅持“祖宗之法不可變”，主張“寧可亡國，不可變法”。洋務派官僚張之洞也在《勸學篇》一書中反復強調封建的綱常倫理不可變。而維新派則根據西方資產階級進化論的觀點，認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他們提出，“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只有維新變法，革除積弊，才能挽救中國所面臨的危亡局面，以圖求存和自強。

其次，要不要興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

最后，要不要廢八股、改科舉和興西學。守舊派反對西學，把西方近代科學技術斥之為“奇技淫巧”。洋務派雖認為西方的軍事和技術可以學習，但堅持封建的政治制度、科舉八股，尤其不能觸動三綱五常。而維新派則認為要救中國必須廢八股、改科舉，辦學堂、興西學。

針對洋務派“中體西用”的口號，維新派駁斥道：“未聞以牛為體，以馬為用者。”因為體用是不可分的，中學有中學的“體”“用”，西學有西學的“體”“用”，把中學之“體”和西學之“用”湊在一起，就如同要讓“牛體”產生“馬用”一樣荒謬。維新派與守舊派的這場論戰，實質上是資產階級思想與封建主義思想在中國的第一次正面交鋒。通過論戰，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在中國得到進一步的傳播，戊戌變法運動的帷幕隨之拉開。

（2）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論戰

1905年至1907年間，圍繞中國究竟是采用革命手段還是改良方式這個問題，革命派與改良派分別以《民報》、《新民叢報》為主要輿論陣地，展開了一場大論戰。

雙方論戰涉及的核心問題主要有三個：

第一，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這是雙方論戰的焦點。

第二，要不要推翻帝制，實行共和。

第三，要不要進行社會革命。

改良派反對土地國有、反對平均地權。他們認為中國社會經濟組織優良，土地問題不是中國最重要的問題，不存在社會革命的可能。社會革命只會導致中國的大動亂。他們還攻擊主張平均地權是煽動乞丐流氓，主張土地國有是危害國本。革命派強調，當時的中國存在著嚴重的“地主強權”、“地權失平”的現象，而救治之法只有實行土地國有政策，通過平均地權以實現土地國有，在進行政治革命的同時實現社會革命，才能避免貧富不均等社會問題的出現。

這場論戰具有重大的意義。通過這場論戰，劃清了革命與改良的界限，傳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促進了革命形勢的發展。

但這場論戰也暴露了革命派在思想理論方面的弱點。比如，他們主張推翻清政府，但對“革命是否會招致帝國主義干涉”的問題不敢作出理直氣壯的正面回答，只是希望通過“有秩序的革命”來避免動亂和帝國主義的干涉。他們所說的“國民”，主要還是指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而不是廣大的勞動群眾。在回答改良派攻擊土地國有乃“欲奪富人所有以均諸貧民”時，反復申明，革命派政策非“損富者以益貧”，而是使“富者愈富，貧者亦富也”，也無疑反映了他們對地主階級的妥協態度。這些理論和認識的局限不可避免地會影響辛亥革命的進程和結局。

（3）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論戰

五四運動以后，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創建前后，馬克思主義論者和反馬克思主義論者曾經進行過三次大的論爭，分別是“問題與主義之爭（同實用主義的論戰）”；“社會主義論戰（同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爭論）”；“同無政府主義的論戰”。這三次大的論戰，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使更多先進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創造了有利條件。

舊三民主義

同盟會的政治綱領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1905年11月，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發刊詞中，孫中山將同盟會的綱領概括為三大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后被稱為三民主義。

民族主義，即民族革命，包括“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兩項內容。

一是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改變它一貫推行的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政策；

二是追求獨立，建立“民族獨立的國家”。

孫中山指出，民族主義不是簡單的排滿，不是針對一切滿人，而是要結束清政府的專制統治及其媚外政策。但是，同盟會綱領中的民族主義一方面沒有明確的反帝綱領，放走了中國人民的最大敵人。當時的革命派對于帝國主義的本質認識不清，害怕帝國主義干涉，甚至幻想以承認不平等條約“繼續有效”為條件來換取列強對自己的支持。另一方面，革命派強調了對滿族封建勢力的清除而放松了漢族封建勢力，結果就保留了大量封建勢力，導致了辛亥革命后封建勢力的反撲。

民權主義即政治革命，內容是“創立民國”，即推翻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政治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民國。政治革命應當與民族革命并行。民族革命是掃除“現在的惡劣政治”，而政治革命則是掃除“惡劣政治的根本”，從而把斗爭矛頭直接指向集國內民族壓迫與封建專制統治于一身的清政府。不過，民權主義歸根到底都是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很難得到真正的保證。

民生主義即社會革命，指的是“平均地權”，也就是核定全國土地的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原主；革命后的增價，則歸國家，為國民共享。國家還可按原定地價收買地主的土地。革命派試圖探討一種一勞永逸的辦法，既使中國富強，又避免產生貧富懸殊的現象，避免社會危機。但是，“平均地權”并非將土地所有權分給農民，沒有正面觸及封建土地所有制，不能滿足廣大農民的土地要求，在革命中難以成為發動廣大工農群眾的理論武器。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學說，初步描繪出中國還不曾有過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是一個比較完整而明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綱領。它的提出，對推動革命的發展產生了重大而積極的影響。

新三民主義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大會通過的宣言對三民主義作出了新的解釋：

在民族主義中突出了反帝的內容，強調對外實行中華民族的獨立，同時主張國內備民族一律平等：在民權主義中強調了民主權利應“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應為“少數人所得而私”；把民生主義概括為“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兩大原則（后來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并提出要改善工農的生活狀況。

這個新三民主義的政綱同中共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基本一致，因而成為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大會實際上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這樣，國民黨一大的成功召開，就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毛澤東對孫中山晚年思想轉變予以高度評價：“孫中山先生之所以偉大，不但因為他領導了偉大的辛亥革命（雖然是舊時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為他能夠‘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樹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

三大口號

抗日戰爭相持階段到來以后，由于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親英美派開始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團結抗戰的局面逐步發生嚴重危機，出現了中途妥協和內部分裂兩大危險。針對這種情況，1939年7月，中國共產黨明確提出“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內部分裂”、“力求全國進步，反對向后倒退”三大口號，堅決揭露打擊汪精衛集團的叛國投降活動，繼續爭取同蔣介石集團合作抗日。

三大策略總方針

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堅持、擴大和鞏固，中國共產黨制定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策略總方針。

進步勢力主要是指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他們是統一戰線的基礎，抗日戰爭的主要依靠力量。為了發展進步勢力，就要沖破國民黨的限制和束縛，放手發動人民群眾主要是農民群眾，擴大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抗日人民武裝，創立抗日民主根據地，在全國發展共產黨的組織，發展全國民眾的抗日運動。

中間勢力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和地方實力派。爭取中間勢力需要一定的條件：一是共產黨要有充足的力量；二是尊重他們的利益：三是要同頑固派作堅決的斗爭，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勝利。

頑固勢力是指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抗日派，即以蔣介石集團為代表的國民黨親英美派。他們采取兩面政策，既主張抗日，又限共、溶共、反共并摧殘進步勢力。為此，共產黨必須以革命的兩面政策來對付他們，即貫徹又聯合又斗爭的政策，同頑固派作斗爭時，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

三三制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是在敵后發動抗日游擊戰爭，建設抗日民主根據地。同時，也在國民黨統治區（習慣上稱“大后方”）開展促進團結抗日等方面的大量工作。

三三制的民主政權建設。三三制是指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作人員分配上實行“三三制”原則，即共產黨員、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各占1／3。三三制政權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性質的政權，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

中國共產黨提出，邊區（省）、縣參議會既是民意機關，也是立法機關；邊區、縣、鄉抗日民主政府是行政機關：邊區高等法院和縣法院是司法機關。這樣做，可以容納各方面的代表，團結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各階級、階層。加強政權建設，是抗日根據地建設的首要的、根本的任務。抗日民主政權普遍采取民主集中制，努力發揚政治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

三大法寶

1939年，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一文中，總結了中國革命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經驗教訓，揭示了，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規律，指出：“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正確地理解和處理了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關系，就等于正確地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

中國共產黨對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這三個基本問題的認識是逐步明確的。

大革命時期，處于幼年時期的黨對于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現狀懂得不多，在這三個基本問題上都沒有經驗。大革命失敗后，黨對武裝斗爭的認識有了提高，發動武裝起義，建立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開展農村游擊戰爭，開辟了建立人民政權的道路。抗日戰爭時期，黨總結以前兩個階段的經驗，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了偉大的抗日戰爭。黨的組織已經從狹小的圈子里走出來，變成全國性的大黨。

毛澤東系統地論述了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三者之間的關系。他指出，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是中國革命的兩個基本特點，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斗爭的統一戰線，武裝斗爭是統一戰線的中心支柱，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沖鋒陷陣的英勇戰士。

1949年，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經驗作了集中概括：“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系人民群眾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這些都是我們區別于前人的。依靠這三件，使我們取得了基本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