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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我每天早上睜開眼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嗎？不是刷牙，是刷屏看招聘信息。”

風塵仆仆的張伊凡一屁股坐在記者面前，厚重的羽絨服下還藏著來不及換下的正裝。

一個上午的時間，他一口氣面試了兩家單位。“恨不得每分每秒都更新招聘信息，生怕漏掉一丁點兒可能的機會。春節(jié)前要是不把自己‘賣’出去，這年咋能過踏實？”

張伊凡口中的“賣”，是時下畢業(yè)生對找工作的自我調(diào)侃。從去年九月份開學到現(xiàn)在，全班19個同學里除了三四個選擇繼續(xù)深造外，中國人民大學某文科院系的這個研究生畢業(yè)班里，還沒有一個人成功把自己“賣出去”。焦躁，成為籠罩他們心頭的主調(diào)。

焦躁的人群，與每年冬季浩浩蕩蕩的“考研部隊”堪成正比。據(jù)相關統(tǒng)計，2012年全國共招收58.4萬名研究生，與2007年的44.9萬人相比，5年間增長了30%，比1997年的5.1萬人翻了十倍。來自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的最新統(tǒng)計則顯示，今年北京高校將有7.7萬名研究生畢業(yè)，比去年多出1.1萬人，再創(chuàng)歷史新高。

“女碩士求職因學歷高被拒，謊稱本科生求職”，“研究生就業(yè)率連續(xù)3年不如本科生”，“7名研究生當上清潔工”，隨手打開搜索網(wǎng)站，輸入“研究生、就業(yè)”這樣的關鍵詞，旋即跳出的這些新聞足夠引發(fā)公眾一浪高過一浪的熱議——我們的研究生教育到底怎么啦？

如果是讀研前，張伊凡恐怕會對這樣的詰問嗤之以鼻。可一次次求職碰壁后，他開始漸漸認定，“這確實值得反思。”

“過得實在太安逸了，自己‘導’了自己兩年，也糊弄了自己兩年。”張伊凡懊悔地掏出自己的研究生培養(yǎng)計劃。薄薄的一張A4紙上，“修滿37個學分準予畢業(yè)”的要求意味著兩年里他只需要上夠九門課，完成必要的社會實踐和論文寫作就能取得他向往的碩士學位。而在剩下的大把時間里，他和大多數(shù)同學一樣，經(jīng)歷著從迷茫到揮霍，再到空虛的心理軌跡。

“很多文科研究生都經(jīng)歷過‘學校不管、導師不管、自己又不知道如何管’的‘三不管’狀態(tài)。”求學一載半，張伊凡沒覺得自己的學術能力和研究水平有啥進步，倒是游戲打通關了好幾次。“‘自生自滅’狀態(tài)下，自己也想主動學習，可一是有惰性，二是不知道從何下手。”就連他不久前剛剛開題的畢業(yè)論文，有很多工作也是通過郵件和導師溝通的。“我還不是最慘的。我有個師兄的導師是學院的客座教授，他每年只能在年終聚餐時見到導師一面，有時甚至是舉杯遙祝一下。”

可即便是這樣，張伊凡說，報考那位老師的學生還是絡繹不絕，“畢竟‘沖著學位來的’要比‘沖著學問來的’多得多。”

被“放養(yǎng)”一年半后，張伊凡特別羨慕有實驗室的理工科同學，因為“有人管著的感覺特別好。”

“確實是管著。”這個寒假，北京某重點大學生物材料專業(yè)的研三學生趙磊又得等到過年前一天才能回家，因為“老板”的一個項目正在加班加點地趕進度。趙磊口中的“老板”，正是他的研究生導師。

從跨入師門的第一天起，趙磊就成了導師項目組中最年輕的成員。從復印文檔、錄數(shù)據(jù)、打雜開始做起，現(xiàn)在剛開始接觸實驗部分卻要面臨畢業(yè)。

“課題組里大部分是博士師兄，雖說這確實能鍛煉科研能力，但是需要很長時間才能觸及問題核心。對我而言，某種程度上就是用了兩年時間打雜。”可即便是對這樣的“粗放式圈養(yǎng)”心存不滿，趙磊也并不敢和導師溝通，因為這個項目是他和導師“唯一的直接聯(lián)系”。“能夠得到真正鍛煉的，也許大多是那些長期跟蹤導師項目的博士生，而且要特別重視導師的選擇，畢竟你的時間是要和導師的項目方向捆綁在一起。當然，也有幸運的研究生能夠及早介入實質問題或者遇到自己感興趣的項目，但卻特別少，畢竟‘老板’需要的是你為他的項目工作，而并不是他為你量身打造項目。”

正是由于研究生在科研過程中的“失語”，讓看似被嚴格管理的理工科“粗放式圈養(yǎng)”和文科生單純式“放養(yǎng)”在本質上并沒有太大的差別。如此方式培養(yǎng)出的研究生，質量又能如何體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