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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財經大學教授黃震日前在微信上發布的一則“停招研究生請辭導師聲明”，讓他領教了新媒體的威力。而他的初衷，不過是昭告微信好友，順帶“嚇唬一下現在的研究生，再不好好讀書，以后就不帶你們玩了”。

聲明寫道：“今我與學院有關主管領導溝通：1.因個人學識、能力和時間有限，指導無方，為避免我誤人子弟，從今年起，原則上我不再招收碩士研究生。2.在讀的各位學生，必須嚴守師訓學規，若不遵者，盡可自定主意，凡愿另擇良師者，本人設宴歡送！”幾日后，他又自我曝料稱，過去幾年，他嘗試在大學以外招收了3名弟子，無學歷要求，亦不需要交學費，“他們不求文憑，珍惜隨學機會”，其中一位弟子廖琦現已成長為某互聯網金融公司的首席執行官。

熱心人將聲明轉到微博，引來評論狂潮。有人嗤之以鼻：在校內指導無方，在校外干私活就能力無限了？此等鳴高以求售，不過終南捷徑現代版；有人慫恿黃震辭職：干脆點，不要為五斗米折了腰；當然也有鐵竿粉絲出來力挺，稱黃震個性、思想、國學功底和錢“四不缺”，俗眼莫看，俗人莫評。

但紛擾背后，人們更關注，是什么，讓這位教授作出如此貌似不可逆的抉擇？

從小拿自己做試驗

黃震迄今的人生華麗麗。1970年生人，本科在湖南科技大學讀歷史，碩士在湖南大學修宋明理學，在北大法學院讀法學博士，在中國社科院金融所和特華財經所做過經濟學博士后，2000年作為人才引進，進入中央財經大學，2002年評上副教授，2004年獲碩士生導師資格，2008年評上教授。下一步若沖刺完博導，便堪稱當之無愧人生贏家。

如此軌跡在外人看來，他是現行教育體制下不折不扣的遵循者、受益者。

誰知他高一居然退過學。黃震高中同學、現北京化工大學劉教授告訴記者，黃震自小好奇心極強，在湖南衡山某高中就讀時，凈琢磨“人為什么會思考”之類奇怪問題，上課時常陷入“孤獨的沉思”。他幾乎從不做作業，也不跟其他同學一同追逐標準答案：語文課上一道“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的命題作文，他直接把標題改為“一屋不掃可以掃天下”，結果被老師痛批一通。當年，他看許多與課程無關的雜書，后被老師收繳了 《人才學》、《自然辯證法》、《全息宇宙論》等書，以致沖冠一怒，退學！

不過那一年，農家子弟黃震最終還是順從父母之意，在退學后又輾轉考上湖南岳云中學繼續學業。

然而在岳云中學，他仍保有好奇心和問題意識，完成了2萬多字論文《信息在人腦中運動過程分析》。直到高三臨近，他才暫時收斂，在語文78分、數學57分、外語62分且老師建議留級的情況下，以“考高分對策”為題，將自己當作試驗對象，研發出一整套獨特學習計劃，令他在高三最后大半年不斷刷新考試排名，從全班第37名躍升至高考時的第5名，順利考上了大學。而且，他這套獨門秘笈在自己身上屢試不爽，又相繼助他度過考研關、讀博關，當上了博士后，評上了教授。掌握了這套秘笈，他歷史、哲學、法律、金融、公益大舉跨界，在他眼中不過是“同一殿堂從不同門進出而已”。

據老友透露，黃震有多次從政機會，但他卻言只想當老師。

對經商，盡管長期耳濡目染，他不來勁。哥哥曾經營一家文化傳播公司，黃震幫忙打理過；　岳父創立的高科技企業在湖南實力不小，黃震也操練過一些項目。但發現問題并求解，是他接近商圈的唯一驅動力。

關于這一點，與他相識17年的北大校友、現蘇州大學翻譯系教授杜爭鳴可以證明。杜教授當年在北大讀外語系，與讀法律的黃震同寢室。杜記得，當年他倆都拿著學校每月500元的補貼作為基本開銷，杜爭鳴一技傍身，每周去新東方上半天課，由此收入是黃震的好幾倍。但黃震光羨慕，不效仿。杜爭鳴始終不明白，當年國內一家大企業集團老總要打官司，找到了黃震，對這送上門來的機會，黃震卻絲毫沒考慮為自己在該企業謀個法律顧問的頭銜，“他之所以愿意接觸那家企業，是因為他對知識產權糾紛感興趣，而且他當時倡導‘公司革命論’，認為公司的出現將成為影響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接近企業是為求證自己的理論……”

有時，他孤獨到憤怒

走上三尺講臺后，他雄心壯志，要在學生中培養創新型人才，手段是“蘇格拉底式教學”。

進入中央財經大學之初，他帶本科生，教法制史。在這門別人看來難以創新的課程中，黃震要求學生們每人提3個問題，然后由他對問題的優劣、角度進行點評，最后三選一，確定為大一課程論文。

何為好問題，黃震堅持3條標準：必須是真問題，必須有延展性，必須能激發研究者內在求知欲和探索行動。而黃震本人絕不以“答題者”自居，他強調自己“一無所知”，其作用是“做思想的助產婆”，引領、陪伴學生完成對問題深入思考、探索、求證并形成自己的結論。

他猶記，那名從金融專業調劑而來的本科生小楊，當年提問“地下性產業是如何形成的”，引哄堂大笑。黃震卻當場表示，只要有好奇心，沒有研究不了的題目。他引導小楊檢索資料、調查從業者，并煞費苦心將問題最終引向法學范疇，這令小楊意識到法律無處不在。此后，小楊變了，從對法律提不起興趣，到下課時追著黃震問這問那。對此，黃震頗得意，認為“這開啟了小楊自我發現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將使他一生受用”。

黃震每周上課2小時，但每周用于回復學生郵件的時間，至少20個小時。他跟學生來來回回磨出的選題，形成了一篇篇課程論文，其中不少直接變成了畢業論文。

他借法制史課程重啟大學生的“發問能力”，他稱之為“糾偏試驗”。試驗發現“本科生中仍有可造之才”。時隔多年，幾個學生的名字他念念不忘，仍記得那個叫戴典的孩子，當年曾為5000字的課程論文壓力山大，但“開竅”后竟洋洋2萬字，且皆為干貨。本科未畢業，戴典就被美國某校錄取碩博連讀，臨走前特來感激黃震“大一時引我上了路”。

然而，少數聊以欣慰的本科生，無法掩蓋黃震的孤獨。

這種孤獨感尤其體現于他很難忍受“在研究生中要尋得好苗子，實乃奢望，哪怕萬里挑一”。

2004年起，他開始招收研究生。面試時，學生中“更難見健康人格和活躍的追問精神”，黃震因此很受傷。

不過起初，他仍懷著極大耐心與期待。網絡上，許多研究生抱怨自己呈“放養”狀態，請導師幫忙指導論文，導師卻總在開會出差，甚至有研究生與導師“一年一見”，還是年終聚餐時的舉杯遙祝。如此情形，在黃震帶教中不曾發生。就記者采訪黃震的研究生所了解到，黃教授每月自己埋單請學生一聚，還經常組織研討會，研討會的主題都與學生論文相關，場地多由學校解決，但邀請專家、嘉賓的講課費等，或從黃震的課題費中支取，或他自掏腰包。他還帶領學生赴鄂爾多斯、溫州等地調研當地金融改革。但令他哭笑不得的是，“一些學生居然還要我叫他們起床吃早飯”。

最讓他失望處，是他抱定了“沒有疑惑，不做學問”，但現實卻是，越來越多的研究生，不會積極主動地從自己的思考和欲望出發，考慮自己究竟要學什么，他們的學術氛圍很稀薄，更樂意投入精力做所謂“有用”之事，如熱衷于考證書、做家教掙錢，或盡早為今后工作鋪路。關于這些，好友杜爭鳴心領神會，杜爭鳴吐槽：“大家同為教授，都帶研究生，有著相同的苦楚。說白了，就是我們的帶教與學生需求不相匹配。”

幾天前，黃震在微信上一本正經曬出本學期要講授的研究生課程——法理學，并公開了授課地點和時間。幾天后，他憤憤發布一張無人的教室照，寫道：“早上5點多起床，趕到沙河校區，等了10多分鐘，教室還是空蕩蕩的……”

難怪，當看到最近一則“九旬院士吳良鏞站著作報告學生睡覺”的新聞時，黃震在別人的故事中流自己的淚，他微信轉發此新聞并評論：“哪有求知若渴？……”

不拘一格招來3弟子

黃震被迫再次試驗。這一次，他想不拘一格，突破選才的方法和范圍。

自2010年起，他在社會上陸續接受了3位行過跪拜禮的弟子。

中專學歷的楊冠軍是最早一個。2009年底，在北京做自由策劃人的楊冠軍，因女友在中央財經大學讀研而經常旁聽，被黃震別具一格的法制史課程所吸引。兩人熟悉之后，黃震讓楊冠軍寫了殘疾人就業和再制造產業2個方案。楊冠軍清楚記得，拿著方案去見黃震那天，自己遲到了，黃震大光其火，但看完方案，氣消了大半。2010年夏，楊冠軍主動要求師從黃震，并行拜師禮。

現上海某資產管理公司總經理王磊，也是黃震的弟子之一。擁有法學和金融專業背景的王磊，在銀行、小貸、財富管理等領域摸打滾爬多年，當過年薪120萬元的副總裁。近年來，互聯網金融急劇膨脹又刀光劍影，令王磊心生惶恐與倦意，便起了回爐讀書的念頭。在北京一次互聯網金融講座上，王磊和黃震同為授課者并彼此吸引。黃震欣賞王磊清晰的邏輯和獨到觀點，王磊則折服于黃震的理論功底。起初，王磊表示想去黃震擔任所長的中央財經大學金融法研究所做研究，黃震實話實說，“若不求文憑，你跟著我做就行”。

有關收徒標準，黃震就2條，悟性、能被興趣與問題不斷驅動。

2012年夏，王磊與黃震的第3位弟子廖琦一起，在岳陽樓旁一茶樓，跪拜、奉茶、遞煙、敬酒，完成了入門儀式。王磊回憶，當時跪拜時，黃震一再強調是向孔子跪拜。而當記者向黃震本人求證時，他表示，跪拜是向先賢表示敬意的一種儀式，并非封建遺孽，且他也是為徒弟著想，“儀式能夠定格人生，否則我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證明師徒關系”。

在旁人看來，師徒間不拘帶教形式，因材施教，看起來更像是朋友。有時，徒弟給師傅當助手。黃震是個特不安分的人，他擔任某慈善基金會副秘書長，給殘疾人就業網當首席顧問，又緊跟形勢發起設立“互聯網金融千人會俱樂部”，所做皆為跨界之事，徒弟們紛紛參與，樂打下手；有時，又似乎是師傅幫徒弟干活。楊冠軍看好以互聯網方式做湖南“電子律師”項目，合伙人頭腦發熱欲投資幾千萬元，黃震忙著潑冷水，直言“技術落腳點太膚淺”。從師半年后，廖琦想做P2P(點對點的網絡借貸平臺)，黃震強烈建議一開始就要基于移動互聯。王磊做P2P產品設計，黃震從法學入手，就權利和義務角度分析，從旁協助進行產品交易結構設計。

而今，廖琦和王磊都已成長為互聯網金融公司CEO，楊冠軍尚在創業中，但他們都特別感激黃震帶徒弟時的無所保留，“可謂獻了思想獻人脈，獻了人脈獻平臺”。楊冠軍告訴記者：“老師關心的，就是徒弟是否被創新意識和探索精神‘發動’起來，進而改變社會。”金錢面前，黃震依然顯“遲鈍”，王磊所在公司總裁有意讓王磊牽線，邀請黃震擔任公司顧問，卻被黃震一口回絕。他說，任何商業機構，我都不能掛顧問頭銜，否則就會失去在行業中的公信力。

王磊明白，其實老師還是有所求的，“老師不止一次說過，如今大學生一般只強調自己出自哪所大學，而校園外覓得的弟子，則往往會凸顯師出何門。這些個性化的東西，才是黃教授在乎的”。

內心的自我解放？

過去4年招收社會弟子的嘗試，令黃震收獲自信，于是“斗膽”放言停招研究生，從而將尋覓人才的目光和精力更多投注到校園外。他說：“中國正在建設創新型國家，我希望找到一種創新人才的培養模式，破解‘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的‘錢學森之問’。”

消息甫出，微信和微博上留言欲從師者上百。王磊一位做IT的朋友，是今年9月剛上線的搜狐旗下互聯網金融平臺系統的開發者，專門來電向王磊咨詢拜師門檻；　黃震年過七旬的岳父問女婿“收不收70歲的老學生”，以示支持；還有黃震遠在國外的朋友、同學來電，問能否收他們的子女為徒。

黃震自嘲，為這一創新之舉，他一再“退步”。2003年他已是副處級干部，2008年他萌生退意，終于在2010年屆滿時辭去學院黨政職務。今年，他又放言，“不再主動謀求申請‘博士研究生導師’”。

但也是自“退步”之日起，他帶領著校內外的學生、弟子，摒棄辦公室里的“書齋學問”，背起雙肩包，走訪了至少300家企業，訪談者過千。他終于發現，紙上得來或單純聽匯報，非但淺薄，更不真實。有些金改之地，他連去過10多次，一次次在會議室里，當地人口口聲聲“我們的民間借貸嚴格遵守小額、分散原則”，但一次次與當地從業者喝酒交心，才聽到了真相——部分小貸公司的放貸，動輒幾千萬元、上億元。黃震也由此更確信，真正的學問用雙腳丈量，唯有深入民眾，走入底層，方能號準經濟社會的脈搏。

黃震的身邊人告訴記者：“黃震說過，他也曾想當博導，然而，當你有欲望時，人會變得很卑微。只有徹底斷了欲望，才會是個自由人。這次停招碩士，更多應看成是他內心的又一次自我解放。”

當有人質疑他仍沾著中央財經大學的光，搞創新卻給自己留了條后路時，黃震反駁：“我的初心便是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此乃人生大樂。以我實踐證明，研究生隊伍中雖然較難遂愿，但本科生中仍有可教可帶者。既然還有通道尋得英才，何必放棄？”

眼下，支持鼓勵者的拔高和期待，反對者的揣測和辱罵，都令他不安。他懇請各界：“寬大為懷，兼容并包，讓我繼續安靜地探索！”

他最近又轉發的一條微信是“親歷哈佛：大學精神應是恢復人類天真”。他隨文感慨：“天真的人，才會無窮無盡地追問這個世界的道理，關于自然，關于社會。大學要造就的，正是達爾文的天真，愛因斯坦的天真，黑格爾的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