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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一兩事

對于文科博士生而言，生活的重量在于一頁一頁的論文中間，讀博期間，如何盡可能多地發表論文，成為他們追求的最大目標之一。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二年級博士生楊震宇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說，“三年時間，要在核心刊物上發表三篇論文，完成一篇10萬字的博士論文，實在太緊張了。”

而對于理工科的博士生，壓力都在一個個項目上，“有條件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金燁離開實驗樓，扭頭又見熟悉的場景——工科實驗室燈火通明，而其他專業的實驗室則一片漆黑。

在他看來，這明暗之間，恰好點破了研究生階層的差別：與其他專業不同，工科專業導師手里的項目繁多，多到學生需要日以繼夜。

不過，相似的一點是，他們都需要花點時間去理解各自的博導，幾年的博士生生涯里，“關系”二字或許才是最核心的命題，需要認真思考。

跟導師“入伙”

已是凌晨兩點，28歲的信息工程二年級博士生金燁比白天更精神。他說，自從為導師做編程項目以來，自己不僅懂得多吃果蔬更能熬夜，還迷上了深夜的足球比賽轉播。

“世界杯凌晨直播的28場比賽我看齊了，連鐵桿球迷都不理解我是怎么做到的。”這位來自廣西的博士生這么說的時候，語氣很平靜。

從武漢一所名校分校的研究生院“混”到工科碩士文憑后，金燁在職場面試中接連受挫，“軟弱的個性”讓他對自己在社會中立足這件事缺乏信心。

而這種消極情緒的另一面，是一名研究生對波瀾不驚的校園生活的迷戀。

金燁參加考博，并選擇了這所二本A類大學中僅有的三個博士點之一的信息專業，他說自己實屬無奈。

“感覺還是學校更適合自己。父母也相信我有了博士學位的話，找不到好工作至少還可以在學校里待著。”他說。

2008年，金燁來到這座位于沿海發達城市的大學校園。當時，他所就讀的信息工程專業作為博士點啟動剛滿兩年，學科帶頭人具有國家級學術協會任委員身份，帶領了包括金燁在內的22名在校博士生。而與此同時，該專業還與北京、上海、武漢的大學聯合吸納了另外40余名博士生。

在金燁就讀之前，這個專業十年間共有100多名碩士和4名博士后畢業，出路多為屬地企業。

入讀前，金燁就考慮到了由于這所院校并非教育部直屬的重點大學，缺乏申請國家科技項目的實力。在學院的親眼所見也證明，導師每年申請到的國家公開項目還不到十個，且名目都是與重大項目相距甚遠的“邊角料”。

不過即便如此，金燁還是發現導師開的是兩輛車，其中一輛還是進口車。

事實上，盡管國家級項目為數不多，但身處在這座電子工業較為發達的城市，信息工程專業可以參與的商業項目卻層出不窮。規模大到國有企業的研發項目，小到私人公司的程序系統開發。導師可以借著博士點的名義，把程序賣給公司，差價可以一般都可以達到幾十萬。“導師自己也不遮掩，總是熱情地和我們討論項目。”

于是，作為導師的博士生，金燁責無旁貸地入伙了。

為導師做商業項目的“補貼”開始超過國家和大學對博士生每月不到1000元的補貼。工作的種類繁多，其中大型的就分給多個人做，小型的就讓一個博士生帶著能干的碩士生一起做，“分成”后的導師補貼從幾百元到幾千元。

剛入學的時候，金燁和高年級博士生一起為一家物流公司做大型編程。由于時間很緊，幾個年輕人幾乎是在每天只休息兩三個小時的情況下連續工作一星期才完成的。交工當天，他們為了慶祝，從宿舍叫了比薩外賣。沒等比薩送到，導師的電話就到了，要求他們立即回實驗室修改一處明顯的運算錯誤。

在金燁的眼中，博士生涯的前兩年就是一個項目接一個項目，高度的重復性勞動讓他覺得自己成了一名高級技術人員，而沒有任何學術成就可言。學生與導師、學生與學生之間似乎存在一種無言的默契，只不過誰都不想說明白。

“導師很忙，我們也很忙，這樣的環境下沒有人還會考慮什么學術問題了。學術根本不成氣候。”金燁平靜地說。

包括金燁在內，這20多名信息工程博士也不必擔憂論文。因為依照前輩經驗，只要從讀博期間做項目的過程中任選一點并略加論述，博士論文的通過和導師組織的論文答辯都不會阻礙他們畢業。甚至在“兩篇權威、一篇核心”的論文發表上，也只是疏通關系的問題。

2009年《文匯報》的報道中說，復旦大學，哲學博士王明的“菩薩心腸”幾乎聞名于整個校園，每到晚上，他都會拿著貓糧給學校周邊的流浪貓喂食，數年風雨無阻。王明有一次坦率地說，貓只不過是他轉移壓力的一個道具，“如果生活中沒有貓，這幾年一個人做學問，我可能會做瘋掉。”

“博士生其實在地位上是被動的。我也聽說過好導師，也相信一定有好導師，但一切都取決于博士生身邊的環境了。”金燁說。

被動的地位

博士生的生活，大多和金燁類似，他們被動地淪為各種項目的“技術工人”。

在一座西南重鎮的非重點理工類院校，賈超的博士生涯進入第四年。在這位冶金專業的博士生眼中，導師總能拿到千萬元規模的重大項目，幾乎像是一位“老板”。

這位“很喜歡在實驗室待著，做實驗、想問題”的男生，因為當年英語的“掛”科而從北方調劑到了這所自己并非滿意的學校。為了能繼續留在實驗室里，他接受了這所學校當年的鼓勵——碩博連讀。因為“那個時候調劑的都是自費，我如果選擇讀研，三年學費需要交2萬。學校為了鼓勵碩博的，給的條件是，如果選擇繼續深造，免去學費1萬，另外從研二可以拿到公費的補助，住宿連續免費。”“考慮到家庭條件很差，而且自己很喜歡科研，于是就選擇了在這所大學繼續讀博士。”

之后，賈超的生活是，每天早晨8點多到實驗室，晚上12點多回宿舍，周而復始，有時兩三個月都不出校門。

“不過說來慚愧，一直都沒有什么科研成果發表。”這位年輕人說。“讀博還是挺難的。我曾經想過放棄，主要是出于經濟方面的考慮，沒有錢，又沒有生活，就失去那種迎難而上的信心了。但在最困難的時刻，我心里的念頭就一個：既然已經選擇了，就不應該放棄。于是我堅持到了現在。”

在做實驗的同時，賈超還得幫導師帶碩士，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導師的碩士很多都是我帶出來的，包括實驗設計什么的。”

除了日復一日拼命地實驗和幫導師帶好師弟師妹們外，賈超比很多同學多了一項事情，就是兼職做家教和代課。

來自農村的他，每月生活費除了那不變的258元國家補助和導師給的不到300元的補貼外，別無其他。而學校食堂的菜卻是一漲再漲，“以前研一的時候最便宜的菜是4毛或者6毛，現在是一塊二 。”

然而，今年老板不讓出去做兼職了，實驗室又太忙，沒有精力，就放棄了兼職。所以，“這學期我有的一點點積蓄，都是上學期瞞著導師做家教和助教的。”

和自己的導師相比，副校長的項目更讓人“羨慕”。 “其實他人穿著非常樸素，也不開車。但他拿到的科研經費相當多，一般都是幾千萬規模的課題，和冶金相關，因為冶金是我們學校的王牌。”

由于副校長攬入懷中的課題涉及面很廣。“如果是能源的項目，他就從化工學院找研究生一起做。如果是生物冶金的項目，那就得從生物科學院找人。所以，他的學生幾乎是遍及學校每個學院的，算下來60個學生也很正常。”在他的實驗室里負責的也不止他一個人，還有他的幾名助手，都是他培養出來的博士。 “他的學生都是批量生產的。每次帶出去活動，都得包好幾輛大巴。”

在北京一所重點大學就讀環境專業的博士生王音說，目前急功近利的學術體系催生了“項目型”導師和“項目型”博士群體的壯大。盡管在重點大學，對導師和研究生從事商業項目的管理比一般院校嚴格得多，然而單是國家項目的壓力就足以將博士生的研究沖動抹殺。處在生態鏈最底層的博士研究生其實無力改變什么，只能坐等學術環境的改善。

王音告訴記者，國家的重大項目多到這所大學的導師都應付不來，他們沒時間也沒精力外面兼職做項目。導師拿到的項目都上報學院，之后學院從項目中提成其中8%，而項目組所用學校的資源和學生都全部免費，并且還給項目組成員發工資。

“導師也沒必要外面偷偷接項目和在外面租辦公室。他們要想晉升或申請到更大的項目，也要憑此前上報的項目成果。”他告訴記者。

方中明是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專業的博士生。在他眼中，由于科研機構跟高校的不同，學生的角色也會弱化很多。“很多時候自己就是職工。”他說。

“學術創新需要一個好的環境 ，老師有科研任務，課題必須結題、要發表文章，因此肯定要走‘短、平、快’的路線，不容得自由探索，不然課題組就得解散。”他說。“創新是需要時間的。國內目前的環境下，研究生或科學家都是以謀生為目的的。”

一名在北京重點大學碩博連讀的研究生告訴記者，由于就業壓力大，為了能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他和很多人一樣，主要為了學位證書堅持 。“我們的研究生生活補助不高，很多碩士的生活都有問題，還談什么學術興趣呢。”他說。

學術創新遇到的瓶頸在文科類研究生中更為普遍。眾多在職博士生擁擠在同一位導師的門檻下，學術的碰撞在現實條件下無法形成。不少在職博士生常常延期畢業，但可能在找到工作之后不再繼續學業，于是從開始到最后，導師與學生甚至未能有幾面之緣。

斷了的傳統

直到今日，白志東教授還清楚地記得參加自己博士答辯的日期：1982年5月15日。

1978年，為了解決恢復高考后國內大學嚴重的教員短缺問題，教育部在中國科學院、中國科技大學、復旦大學等科研院所和高校設立博士試點，將一批高學識的知識分子直接培養成為博士。今年56歲的東北師范大學數學與統計學院教授白志東就曾是1978年考入中國科技大學數學系、并在1982年學位制度重建之后獲得新中國第一批博士學位的研究生。

“本來培養博士是解決師資問題，但我們的導師堅持讓學生寫paper(論文)。”白志東教授告訴記者。

白志東當年的導師是生于湖南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教授陳希孺。陳先生不僅親自將學生的論文寄到美國的同行教授手中征求意見，還督促這批中國未來的博士重視對學術專著的研讀。

“我們當時除了上課之外，就是要讀十幾本大部頭的學術專著。看完之后，我們需要提出質疑，進行學術討論。”白教授說。“現在的學生，也許用五年都讀不來那些書。”

在白教授看來，博士生培養的優良傳統在一些學術領域被切斷了。如今國內的博士生教育擴招之后研究生數量過多，出現了從學生到導師良莠不齊的問題。

“我們聽說博士生不做學術、做項目的事情在計算機、建筑等工科類領域比較常見。”白教授說。

回憶當年嚴格的學術制度，白教授稱，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多次派專員考察研究生的學習情況，并且對導師資格的審查十分嚴格。

當年，必須是在最近三年內有杰出成果、并可以組建優秀團隊的正教授級別專家，才能任博士生導師。

1982年，在新中國第一次博士論文答辯之后，和白志東一同被授予博士學位的還有馬中騏、謝惠民、李尚志、趙林誠和馮玉琳。除中國科學院軟件研究所原所長、博士生導師馮玉琳教授獲得工學博士學位外，其余5人獲得理學博士學位。1983年2月27日，6位博士的學位授予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當時就有導師說，將來的博士生能否超過第一批，這一點很難說。因為第一批博士生知道困境中做學問的艱難，他們更珍惜學習機會。”白志東說。

然而如今的博士生的生活狀況，卻似乎全然取決于其導師。

相比之下，北京大學數學科學系的二年級博士生雷錦江是幸運的。他認為自己遇到一位好導師帶有一定“機緣的偶然”。

“一來北大，發現老師特別樸素。桌子上的顯示器還都不是液晶的。老師喝水的杯子還是那種搪瓷的，讓我特別震動，所以就決定跟他了。我一直都挺慶幸自己遇到一個好老板。” 雷錦江說。

當記者把這位幸運博士生的故事告訴金燁時，他并不表現得驚奇。

“可現在的社會就是這么現實。”他只是淡淡地說。 本刊記者/崔曉火 文/劉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