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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是敬一丹60歲的生日。4月30日錄完最后一期《焦點訪談》，她從央視退休。近兩年，敬一丹總是帶著一種倒計時的心態來錄制每一期節目。退休真正到了眼前，心境卻是平和的。

三十多歲時，敬一丹對著鏡子說：“我都有皺紋了。”媽媽看著她說：“少有少的美，老有老的美。”

五十多歲時，敬一丹遇到朋友的媽媽石銘阿姨。已經九十多歲的老人家對敬一丹說，在自己六十歲離休的時候，定了一個三十年計劃：辦一份報、出幾本書。

敬一丹為這個計劃感到吃驚：“離休了，散淡日子慢慢過唄，老人家不但定計劃，還定了三十年的計劃。”一年又一年，她實現了一個個預定的計劃。在老年社區辦了一份報，忙忙碌碌操持著，書也一本一本按計劃出版。

“和95歲的石銘阿姨比，我可不才年方六十嘛。”敬一丹笑著說。

一年多來，敬一丹在寫一本名為《我遇見你》的新書，用寫書的方式“好好地看了一下自己走過的路。”敬一丹說：“之所以叫這個書名，是因為做記者、作為一個電視人，職業讓我有了這么多‘遇到’。假如不是有了這些‘遇到’，我今天就不會是這個樣子。作為一個電視人能夠遇到那么多人，是有緣、有幸。”

發黃的紙張、生銹的曲別針，敬一丹把以前攢的筆記本都拿了出來，把做過的節目一個個都回憶了一遍。“我做這件事情，其實是為了給自己一個交代，也給觀眾一個交流。不做這個事兒就好像有事沒做完似的。這就是A型血的特點，做事要有頭有尾。”敬一丹說。

“我是我們那疙瘩普通話最好的”

4月底的最后一個周末，敬一丹回到了母校中國傳媒大學。在青年學生中間，她的心情完全放松了下來。學生提問：“假如回到二十歲，你會做什么?”將敬一丹拉回到林海雪原的知青生活。

1972年，敬一丹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小興安嶺青河林場當知青，一當就是5年。“我們和你們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們缺少選擇。”敬一丹20歲的時候，眼前可選擇的機會很少。“工農兵學員是推薦的，推薦哪個是哪個。推薦哪個都很向往。”她曾先后被推薦到大連外國語學院和沈陽鐵路學校等地方深造，但都沒有成功。直到黑龍江省電臺替北京廣播學院(今傳媒大學)來招生，敬一丹被推薦成功，成為1976年最后一屆工農兵大學生。

剛入學，敬一丹遇到的第一個難題是，看不到問題和差距。老師問同學你是哪兒來的?以前是做什么的?敬一丹用濃重的東北口音說：“黑龍江哈爾濱，是知青。”

敬一丹回憶著：“老師說，哎呀，同學你東北口音太重了。我有口音嗎?我是當地廣播站的廣播員兒，我是我們那疙瘩普通話最好的。你這調值都不對。啥叫調值啊?你這嗓音太白了。啥叫白啊?”

敬一丹同宿舍的同學都是各省電臺的播音員。水平比她高出一大截。老師給她的練聲材料和別人都不一樣。“別人練八百標兵奔北坡的時候，我還有另外一份，練調值。”一直到第一次考試，敬一丹才開始有了自信。考試內容是在一個小教室錄音，讀一個有救人情節的小故事。“我就把調值啥的給忘了。念那個小故事念得特別投入。”特別意外，成績得了優。老師說：“你是基礎不如別人，但是你念稿件的時候注重內容，這是正確的播音創作道路。”這幾句點撥給敬一丹帶來了很大的鼓舞。

出了英語考場，“那自卑就像是文盲遇到了識文斷字的人一樣”

工農兵學員的學制只有兩年，沒有開設英語課，學習條件也很艱苦，甚至播音專業的小課要在宿舍里進行。帶著太多遺憾，敬一丹回到了黑龍江人民廣播電臺。沒過多久，她發現自己的寫作能力下降了。“天天播音讀稿子，自己不會寫東西了。這樣下去不完了嗎?”敬一丹想再次深造，途徑只有一個，考研究生。

在偌大的哈爾濱，敬一丹的視野里找不到一個文科的研究生。想借鑒經驗是不可能了。為了了解題型，她第一次走進了考場。在英語考場上，敬一丹平生第一次看到了英語試題。“那時候，我勉強認全了26個字母。怎么連在一起都不認識呢?怎么別人都會呢?”敬一丹說，在不能提前交卷的30分鐘內，她只能這行填上 A，那行填上B。“深深地自卑啊，那種自卑就像是一個文盲遇到了識文斷字的人一樣。”出了考場，敬一丹下定決心，學英語。

周一、三、五學許國璋英語第三冊，二、四、六學第四冊，周日還去上托福。在這種強度下，敬一丹進了三次研究生考試的考場，最終英語66分，考取了北京廣播學院的研究生。

敬一丹讀研究生的時候，電視臺主持人剛剛出現。“這不就是我隱隱約約感覺到的方向嗎?采編播合一的主持人。”寫畢業論文的時候，敬一丹的題目是《論節目主持人的語言特點》，是中國第一篇關于主持人的論文。

導師齊越是開國大典的播音員，很多人擔心傳統的齊越老師不會同意這個題目。當時播音系沒有一個老師有主持人的實踐，電視臺剛剛有實踐，甚至看不見一篇像樣的體會文章。敬一丹向導師匯報了自己的題目，齊越教授立刻表示了贊許。他吩咐敬一丹：“你要從調研開始。”齊越教授寫了幾個紙條給沈力、虹云、徐曼等人，相當于路條。這些人都是中國主持人的開拓者。敬一丹愉快地回憶著寫給沈力的內容：沈力環(沈力原名)同志，我的學生小敬要研究節目主持人，請你幫助她。論文答辯時，敬一丹已身懷六甲。“我是一邊孕育論文，一邊孕育我女兒。” 站在導師齊越教授的塑像前，看著翠綠的松柏和成片的核桃林，敬一丹回想起很多。

“我先是研究者，后是實踐者。我研究以后發現，成功的主持人，無一不是采編播合一的。這就是我對主持人的認識，這是規律性的東西。”敬一丹總結說。

研究生畢業后，敬一丹留校當老師。張澤群、孫曉梅、張政這些85級的新生成了敬一丹的學生。敬一丹故作鎮定地講課。看著孫曉梅他們聰明的眼神，她的心里一陣陣地發虛：“我拿什么獻給你，我的學生?”學校派敬一丹去中央電視臺實習，實踐之后，積累素材，回來寫電視播音講義。結果就一去不復返了。

1988年，敬一丹到了中央電視臺。“去電視臺，每天都是新鮮，每天都是陌生，把心底里的欲望喚起來了。”敬一丹說。

遲鈍，也許成全了我

28歲，敬一丹考取研究生;38歲，創辦了《一丹話題》;40歲，加盟《焦點訪談》。

1995年，敬一丹剛到《焦點訪談》不久，《中國青年報》一位女記者采訪了敬一丹。專訪見報了，標題是：《敬一丹 另一種中年》。“啊?我成了中年?”這個標題讓敬一丹感到意外。又有一家東北的報紙標題寫：《敬一丹，與年輪抗爭》。“誰抗爭了?誰去一圈一圈數年輪啊!”敬一丹說。

38歲，敬一丹創辦《一丹話題》，腦力體力滿負荷投入，也沒覺得和十年前有什么不同。

40歲，敬一丹加盟《焦點訪談》。“想都沒想年齡的事兒，這和年齡有關嗎?”敬一丹說，她是在報人的提醒下才意識到，人到中年了，“真夠遲鈍的!”當時《東方時空》、《焦點訪談》團隊的平均年齡三十歲左右。崔永元、水均益，比她小八歲，白巖松比她小十三歲。遇到有人拐彎抹角地問她：你中學是那屆的?敬一丹索性痛快地直接說出自己的年齡。

和年輕人一起，也沒覺得有什么不同。看到白巖松精力旺盛反應飛快，她會想：“是新聞素質使然，性格使然，與年齡有什么關系呢?我對年齡感覺有點兒遲鈍。”

對性別，敬一丹同樣遲鈍。早期《東方時空》，嚴重陽盛陰衰，只有敬一丹一個女主持人。敬一丹就自己湊合著化妝。化妝師徐晶來幫忙：“黃臺長囑咐了，你快去幫幫敬一丹吧!實在是看不下去了。”敬一丹平常采訪、出差、走山路，熬夜編片，也很少想到女士優先，被關照這一層。“作為一個中年女性主持人，我對年齡、性別的遲鈍，也許成全了我。這種遲鈍，使我對這組詞的最后一個詞‘主持人’更敏感更在意，職業的要求往往是首要的。”
很多精英，因為看了新聞評論部的“內部年會”才決定加入央視

敬一丹慶幸人到中年時，到了一個年輕的群體中。加盟《焦點訪談》后，第一次參加年會就大感意外。舞臺上，有穿著雪白紗裙跳“四小天鵝”的四條漢子。群眾大模大樣坐著，頭兒殷勤地端茶倒水，領導的錢包被主持人拿出來，問也不問把錢撒向眾人，平常嚴厲的制片人，也得經得住捉弄。

后來的年會，就成了一個盼頭。“年會的時候總是把最聰明的人集中起來。這也是一種表達。有一個策劃的班子。我肯定不是策劃班子里的，那是比我更聰明的人在那里。”

2002年，新聞評論部內部年會《東方紅時空》，熒屏前嚴肅的敬一丹、康平穿上了六五式舊軍裝，作為晚會的主持人。

后來，這臺聯歡會上了網，好多年后，仍然會引起議論。

“在這里你能看到人們的關系，甚至是一種文化。你就會覺得他們為什么這么友愛、平等、有趣，有那么多的火花呢?在這里沒有那種很森嚴的等級，可以調侃戲謔。”敬一丹說，曾經有雜志登出醒目的封面文章：“弱智的中國電視”。時間副主任笑瞇瞇地有點居心叵測地把雜志的人請到年會現場。那人看后說：這些人不弱智!

2000年，《東方時空》7周年節目，中央電視臺第一次把網絡引到直播間。崔永元帶領著演播室近百名觀眾和網友，“萬炮齊轟”主持人敬一丹、白巖松和水均益。“全是批評，不是夸你怎么好。”敬一丹說，“在這樣的環境下，就感覺到我們和觀眾的一種信任關系。”

有一個觀眾對敬一丹說：“你很有道德的感召力，但沒有票房的號召力。你要是像崔永元一樣，有點缺點就好了。”敬一丹理解，表現太完美，總讓人覺得是在掩飾，會產生距離感。“我們當時覺得這個女孩這么有見解，節目一結束，我們就讓她加盟東方時空了，成了我們的同事。”

在央視先后迎接兩位總理時，她反復說起“輿論監督”

1998年10月7日，《焦點訪談》迎來朱镕基總理。

朱總理是《焦點訪談》最忠實的觀眾，常在國務院的會議上提及《焦點訪談》。

常對節目內容作出迅速直接的反應，節目曝光的問題會連夜出現轉機，第二天就有反饋的結果。“作為記者，看到立竿見影的效果，看到我們的輿論監督能那么直接地推動社會，推動某項政策的出臺，推動某個錯誤的糾正，特別有職業的成就感。”敬一丹說。

總理進到臺里了。敬一丹因為接受了請總理給《焦點訪談》題詞的任務而有些忐忑。朱總理曾約法三章，不題詞、不剪彩、不收禮。怎么好讓總理破例呢。

朱總理走進《焦點訪談》演播室。短暫的靜場后，敬一丹對他說：“總理，現在您看到的這些記者，只是我們《焦點訪談》的十分之一。”總理說：“你們那么多人啊?”敬一丹說：“是啊，我們很多年輕同事都到各地采訪去了，他們都想和您交流，但有工作回不來，您能不能給他們留句話?”

中宣部部長丁關根說 ：“不要請總理題詞。”敬一丹趕緊說 ：“不是題詞，是給我們年輕記者留句話。”總理笑了。

方宏進把題詞本擺在臺子上。演播室一片安靜。總理落筆了 ：“輿論監督，群眾喉舌”。白巖松站在總理后面鼓起掌來。總理說 ：“我還沒寫完呢!”
總理又寫 ：“政府鏡鑒，改革尖兵”。演播室一片掌聲。

朱總理和敬一丹他們談了很多問題。其中談道：“什么叫正面報道為主?是指 99%都應該正面報道嗎? 98%、80%就不行嗎?我看 51%不也行嗎?”

農民的話被總理引用。總理說，現在農村老百姓和干部打交道有句口頭語 ：“你聽不聽?不聽，我們《焦點訪談》見。”這說明《焦點訪談》在農民中間有影響，農民覺得有說話的地方，有人幫他們說話，而且說了話干部不聽不行，有權威。

在談到“政府鏡鑒”時，朱總理說 ：“我們確實從《焦點訪談》了解到我們不能了解的情況，它像一面鏡子，反映出我們的政策究竟能不能得到很好的貫徹。我們下去往往了解不到真實情況，他們事先都準備好了，叫你到哪兒去視察就去哪兒視察，坐下來就聽匯報，誰跟你說心里話呀!我在《焦點訪談》就能看到許多真實情況。”

很久以后，2011年，《朱镕基總理講話實錄》出版。在348篇講話中，有68次提到《焦點訪談》。《焦點訪談》在那個時代幾乎成了輿論監督的代名詞。
2003年8月26日，溫家寶總理來到中央電視臺視察。敬一丹心里斟酌著：“怎樣用一句話說明《焦點訪談》近年的處境?怎樣更醒目地提出問題?”

《焦點訪談》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經歷了最有鋒芒的時期。風風雨雨過后，漸失鋒芒，從巔峰上下來了。

溫家寶總理來了，敬一丹開口說了第一句話：“溫總理，1998年《焦點訪談》的輿論監督內容在全年節目中所占比例是47%，到 2002年，降為17%。”

敬一丹接著說 ：“輿論監督內容減少，一個原因是輿論監督的環境在變化，干擾在增強。現在，輿論監督的節目幾乎都遭遇說情。說情已經從熟人老鄉同學出面發展到組織出面。制片人、主任、臺長不得不用大量精力應付說情，有的節目就在這種環境里夭折了。這使得《焦點訪談》的特色不那么鮮明了，有的觀眾的心情也從期待變成失望。在眾多類型的節目中，《焦點訪談》節目并不是一個讓人開心、舒服的節目，它是給人痛感和警示的節目，它對社會的意義，就如同讓人對自己身上的疥瘡保持痛感一樣，進而保持整個社會肌體的健康。營造良好的輿論監督環境，讓《焦點訪談》保持鮮明的監督特色，是社會需要的，是百姓希望的。”

“中國需要輿論監督，同時需要輿論監督的土壤，在我們前面，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考驗著耐力和承受力。”敬一丹說。

有時她問自己 ：這還是《焦點訪談》嗎?

《焦點訪談》的主持人值班是按周輪換，有時，敬一丹值班一周，沒有一期節目是輿論監督的。周末最后一天，敬一丹問自己：這還是《焦點訪談》嗎?有人久不見面，遇到了她，問：“你現在主持什么節目呢?”敬一丹說：“一直在主持《焦點訪談》啊!”對方說：“哦，很久不看了。”有人甚至說：“現在還有《焦點訪談》嗎?”這是以另一種方式說：“你們還有鋒芒嗎?”

敬一丹有心記錄下從1998年到2014年，《焦點訪談》播出的監督類節目的數量。最多的是1998年，共130期。最少的是2011年，只有24期。2014年為68期。

在敬一丹眼里，《焦點訪談》不僅僅是一個電視欄目，它是中國民主法治進程中的一個特殊產物，在中國社會有些渠道還不暢通的時候，《焦點訪談》承擔了超出一個電視欄目所能承擔的觀眾托付。

1994年《焦點訪談》剛剛創辦的時候，中國很多百姓，特別是窮鄉僻壤的草根階層還不知道“輿論監督”為何物，“輿論監督”這個詞對當時的很多人來說，幾乎是生詞。

在中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報紙、廣播、電視鮮有批評之聲。缺少監督，是那個年代特有的社會面貌。

最初《焦點訪談》很多話題是不能碰的，比如說戴大蓋帽的，意味著權力。警察、法官、稅務、工商，只要是代表著權力，都曾經是禁區。早期《焦點訪談》有很多這樣的鏡頭：正在拍攝監督對象的時候，爭論、沖突、肢體沖撞，攝像機猛烈搖晃，粗暴地上來一只手——不許拍攝!

敬一丹說：“那個時候‘大蓋帽’一出現在我們的鏡頭里，大家都緊張。輿論監督怎么推進呢?省會不行，那我們找一個縣;中心城市不行，我們找不那么敏感的小城市，有點農村包圍城市的意思。我們在一寸一寸地開拓著輿論監督的空間。”

《焦點訪談》最初，如果拍到不許拍照、推搡記者擋鏡頭時，特別暗自興奮，初期時這些鏡頭直接編到節目里，很有力量，觀眾一看就會覺得：那是壞人。但這種判斷太簡單了。

后來主動減少，甚至不用這些鏡頭了，《焦點訪談》從最初的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慢慢變成了講理的中年人。在她看來，“韌性”、“堅持”，遠遠比“任性”重要。

前些天有一次和觀眾見面的活動，一個中年人對敬一丹說，“我沒有什么問題要問你，我只是想跟你說一句話：我真的很感謝，那些年你們為我們說話。”敬一丹說：“原來在《焦點訪談》初創的時候，是一花獨放，所以它的力量非常的引人注目。當輿論監督遍地開花的時候，人們期待《焦點訪談》還像當年一樣引人注目。但主戰場已經分散了。”

“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看清了生活本來面目后，依然熱愛它。”

敬一丹早年遇到年輕觀眾，觀眾會說，“我昨天看了你們的節目。”那時候《焦點訪談》播出的節目，第二天就會引起街談巷議。后來，就變成：“敬老師，我們小時候經常看你們節目。”情況還在慢慢起變化。敬一丹有一次走進大學的時候就聽到學生對她說：“敬老師，我媽媽特喜歡你。”一開始聽到這樣的話，敬一丹總是要問：“那你呢?”非得逼著人家說，那我也挺喜歡的。

近一兩年又起了變化。遇學生說，“敬老師咱們照張相，我回去給我奶奶看看。”媒體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年輕人從小時候跟家人一起守候電視，到轉向了新媒體的懷抱。敬一丹特別在意年輕人在想什么，做什么。

敬一丹的女兒在公益組織“美麗中國”工作。這使得敬一丹更多地接觸到公益活動和其中的年輕人們。“美麗中國”最大的特點是從中國一流大學招募優秀的、對教育有熱忱、具有領導力的畢業生，經過嚴格、密集的培訓后，輸送到教育落后地區完成兩年的全職、一線的教學任務。“年輕老師們在低收入地區待滿兩年，這是專業、職業的公益行為。”敬一丹解釋說。

“‘郭美美事件’讓我女兒很想去了解規范、可持續的慈善是怎樣的，所以她辭去原來的工作加入‘美麗中國’擔任募資人。她告訴我之前的工作沒有讓她內心真正感到滿足，想做能夠面對更多人的工作。當她將內心的想法告訴我時，我非常理解她。”敬一丹說。

在面對這些年輕教師的時候，敬一丹非常驚訝，這些在她眼里還是孩子的教師去到落后地區面對一群孩子，給孩子們帶來了許多“第一次”。過去在那些教育資源貧乏的地區，有的連課都排不出來，這些年輕人去了之后，給孩子們上課，打開了他們的眼界，讓他們知道了山外面還有另一個世界。

在云南，四個年輕教師給孩子們辦起了合唱團，將孩子們的潛能挖掘出來，給孩子們帶來了很大樂趣。“孩子們的變化特別大，最大的變化就是眼神，變得靈動了。”這些年里，“美麗中國”的600名教師影響了近十萬名學生。

兩年的支教，讓這些年輕人也收獲了很多。敬一丹曾經被一個小老師說過的話深深感染：“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在看清了生活的本來面目之后，依然熱愛它。”

敬一丹說，退休后，會有更多的時間去“美麗中國”做志愿者。“但我沒有想清楚我能做些什么，能給孩子們上什么課。我想我是不是可以給這些小老師們講講如何與人溝通。因為溝通一直是中國社會很缺少的一種訓練或者是一種素養。”

退休之際，她問自己：“怎么那么多孩子讓我念念不忘?”

回頭梳理這么多年接觸的采訪對象，敬一丹在心里沉淀下來很多孩子，“我就忘不掉他，他的樣子，小眼神，當時的小表情。”敬一丹問自己：“怎么那么多孩子讓我念念不忘?”

節目曾經要采訪一個七八歲的女孩，爸爸在小煤窯做事，家境非常困難。在她去給爸爸送飯時，小煤窯出事了，女孩提著一瓦罐的午飯，眼睜睜看著自己的父親出不來了。敬一丹看著她怯生生的樣子，說不能采訪。“我不能讓這個女孩再重復自己看見父親再也出不來了的那種情景。”

敬一丹問女孩，家里還有什么人?說還有叔叔。于是采訪了叔叔，讓他來復述礦難情景。后來這個小女孩只是在鏡頭里出現，沒有讓她說話。“這種放棄，可能會讓一期節目失去了一個看點、淚點，但會讓我內心安寧。”敬一丹說。

敬一丹后來采訪了一個家境平平的小女孩，叫楊芳，父母雙全，有個姐姐，都是普通農民。“當時故意找了一個普通家境的孩子。這種普通和平常才需要記者去發現。”敬一丹問楊芳平常喜歡上什么課?楊芳說喜歡畫畫。于是敬一丹就看了看她畫的畫。

她的畫里是藍色的竹子、藍色的熊貓、藍色的花。敬一丹問：“竹子應該是什么顏色的?”她說：“竹子是綠色的”。“為什么畫成藍色的?”楊芳回答：“我只有一支圓珠筆。”她的老師說，“這一班的學生只有四五個有彩色筆的，我跟學生只能提一支筆的要求。”

老師也沒有彩色的粉筆。當她需要給學生畫一個太陽、畫一朵紅花的時候，她就把白色的粉筆放在紅墨水里浸，曬干了再給學生畫。

說起這些，敬一丹的眼睛里泛著濕潤，“這是很多地方的常態啊，關鍵是并不極端。”楊芳特別喜歡畫畫，敬一丹就把普通小孩的小愛好在節目里反映了。結果楊芳和她的同學們收到了全國各地寄來的彩筆。

楊芳給敬一丹寄來一幅畫。在這幅畫里，綠色的熊貓，黃色的云彩，所有的顏色都用上了。

“你說這樣的表達有沒有力量?留守兒童、城市邊緣的孩子、農村的孤兒、女孩兒，這都是弱勢中的弱勢。這些孩子生命力很強。我太想用花骨朵來形容他們了，但是我看到的分明就是小草。長在路邊，石頭縫里，給點陽光就燦爛。”敬一丹感嘆。

大時代中的小孩兒是怎么長大的，他現在變成了什么?敬一丹特別想回訪那些孩子。“我要做五年計劃可以做這個，回訪我印象深刻的人，看他們這二三十年的生活有什么變化。”敬一丹順著職業的思路繼續說：“那我又回到了記者生活。”

年輕人將大學畢業后暫時不工作的第一年叫“間隔年”，敬一丹希望有一個間隔年，好好看看、想想接下來的可能。“年方六十，我面對的是一個逗號。”敬一丹說，60歲是一個新的開始，“以后最大的可能就是能有更多的機會在校園里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