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辦翻譯專業”該剎車了

考研時評來源：中國青年報 2017-09-26　

9月15日“中國語言服務40人論壇”在北京大學隆重舉行。全國外語界和產業界人士一起為“一帶一路”背景下的MTI(翻譯專業碩士)和語言服務獻計獻策。論壇上不僅討論了翻譯培養和語言服務標準，更是頒布了中國翻譯碩士教育大學排行榜，宣布全國有10所高校的翻譯專業碩士點進入了世界一流的學科。

論壇吹響了翻譯人才培養和語言服務建設的進軍號，激起了全國大辦翻譯專業的高潮。一所高校的老師告訴筆者，他們學校新學年一口氣新招了4個翻譯專業班。顯然，培養大量翻譯人才已成為我國英語教學的一個新的突破方向。

什么是語言服務?簡單地說就是為行業提供外語翻譯，比如，為“一帶一路”建設和為中國文化和學術走出去所需要的各種外語提供翻譯服務。如果這個解釋是對的話，筆者認為：按照目前大辦翻譯專業的趨勢來說，我們的眼光還是停留在上個世紀或本世紀初的思維框架里，這種發展態勢并不好。

以培養翻譯人才為導向的外語教學實踐沒有獲得預期的成功

培養翻譯干部或翻譯人才是上個世紀50年代外語界提出的口號。當時的中國一窮二白，為了引進西方先進科學技術，提出要培養大量翻譯干部或翻譯人才的外語教育政策。

半個多世紀以來，從有效滿足國家和社會經濟建設這個角度來看，以培養翻譯人才為導向的外語教學實踐顯然沒有獲得預期的成功。

第一，所培養的絕大多數翻譯干部是英語專業+翻譯，用同行的話是“只有皮皮(翻譯技能)沒有內核(專業知識)”。他們或許能夠勝任文學作品的翻譯和政治文化方面的口譯等，但是因為沒有自然科學各個領域的專業知識背景，他們很難勝任科技翻譯。在很長時間里，中國外交隊伍主要是英語專業畢業生組成的，這些缺少專業知識背景的“翻譯即外交家或教科文組織官員”的用人模式，導致中國在世界外交、政治、法律等領域的專業人才嚴重短缺。而在科技等領域，因為翻譯導致很多工作陷入被動的案例更是數不勝數。論壇主旨發言人崔啟亮在報告全國MTI教育現狀的調查中說：“MTI培養目標比較狹窄，無法適應國家和社會發展對語言人才的需求”“用人單位對MTI畢業生的專業知識和實際能力評價不高”。

第二，上個世紀的中國主要是引進西方科技知識，因此英譯漢在技術人員幫助下還可以勉強對付，但現在已到中國文化、科技、經濟和學術全方位走出去的年代，靠沒有專業知識的翻譯進行漢譯英越來越困難了。而機器翻譯和人工智能雖可以解決術語和句子，卻難以翻譯出能夠被國際的專業共同體(discourse community)所接受的文本，因為各個領域，如醫學、電子、農林、法律等的科研文章有自己獨特的修辭結構和元話語手段，一個譯者不去深入學習和研究這些領域里的表達，翻譯出來的東西很難有用。這也是為什么翻譯公司并不能有效幫助科技人員在國際上發表文章的主要原因。

第三，在知識爆炸的年代，各個學科幾乎每天都在大量的產生專業文獻和期刊論文。如SCI(自然學科索引期刊)有5000多種，每個學科就有幾十本發表這個學科最頂尖研究成果的期刊，而一本期刊無論是雙月刊還是季刊，每年會產生多少最前沿的成果?等到翻譯出來, 人家又前進一大步了。由于翻譯者都是這些“只有皮皮沒有內核”的外行，造成大量誤譯，或者因不懂而跳過不理解的內容(可憐的是我們的科技人員還蒙在鼓里)是必然的，而且不管如何翻譯，翻譯后出版的總是很小一部分，科技人員只能被動地接受翻譯作品。由于讀不到同一課題上的其他沒有翻譯的文獻，他們就無法做到全面評價、有效鑒別，也就不可能有深入研究和創新發展。實踐表明，依靠外語翻譯和語言服務只能是拖我國經濟科技發展的后腿。

正因如此，十年動亂剛結束時，國家提出建設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我國外語界老前輩、原中國英語教學研究會會長許國璋先生在1978年就連續發文，大聲疾呼要改變培養翻譯干部的政策，提出要直接培養懂英語的專業人才。

他是這樣說的：“我們的外語教學方針有失算之處。只著重翻譯干部的培養, 而忽略各行各業特別是各科技專業的外語力量的培養。只注意到以外語作為宣傳新中國的工具, 忽略了以外語為工具汲取現代科學文化知識, 為我所用。”“過去把外語教學的目標定為培養翻譯干部與外語師資, 今天這樣提就不夠了。不, 說得嚴重些, 今天這樣提, 就不能適應新的歷史時期的需要了。”新時期的國家經濟建設需求“帶來根本性的變化。這就是從過去以培養翻譯干部為主的教學目標,轉變成為培養能夠用外語直接汲取我們所需要的科學文化知識的人材。這是意義重大的轉變。我大膽地說一句, 有這一轉變, 將標志著我國教育事業在現代化的道路上邁進一大步。沒有這一轉變, 停留在目前的狀態, 那只能說明我國教育事業具有很落后的一面”。

請注意這里許老用了“很落后的一面”這樣尖銳的詞語來批評培養翻譯人才的思路。40年的外語教學實踐證明了我國外語教育政策需重新定位。提倡大力培養翻譯人才，試圖靠培養少數翻譯人才來滿足國家和社會的需求，造成了“輕公共英語重英語專業”的我國外語教育政策的偏頗。

這個定位所傳遞的負面信息是：非英語大學生無需結合專業學習專門用途英語;英語教學無需培養非英語專業大學生用英語直接進行學習、研究和工作的能力。他們只要學點日常口語或純真的發音和扎實的語法即可，或者說只要通過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即可。他們日后的學習和工作上若要用英語可以靠翻譯。

這種情況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我國整整一代科技人員和工程人員的國際競爭力和國際話語權的喪失。我國科技人員既無法熟練地用英語來汲取相關學科的前沿信息，也無法有效地用英語在國際期刊上交流他們的科研思想和成果。

一位獵頭公司老板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這樣評論：現在我國懂外語的人很多，但能熟練使用外語的工程技術類人才卻不多。機械、化學、工藝、軟件等專業的技術工程師本身就十分緊缺，懂外語的就更稀有了，想找到符合企業要求的人很難。

調整英語教育方向，培養大學生用英語從事專業研究和工作的能力

問題是：為什么國家經濟科技發展所需要的懂英語的專業人才的要求始終得不到滿足，而市場過剩的、僅有英語語言基本功和翻譯能力的英語畢業生卻源源不斷地產生?為什么錯誤的英語教育定位始終得不到糾正?

還是內行看得清楚。許國璋先生曾留下一句話：“有阻力。”阻力來自何方?外國語言文學是一門學科，翻譯是一門學科(實際上翻譯是一門實踐性教學，但現在貼上了認知翻譯、心理翻譯等標簽就學術化了)，而公共英語教學則不是。

英語專業界視學科為生命，因為這是碩士、博士點賴以生存的基礎，是教師職稱晉升的土壤(在不少高校，教學系列老師只能升為高級講師)。有多少英語專業人士能夠像許國璋先生一樣大無畏地提出把培養翻譯人才轉向培養非英語專業學生的外語能力?有多少英語教師甘愿放棄自己的專業興趣，甚至甘冒失去博導碩導的風險投身于培養農林地礦油等專業的學生的國際交際能力?

所以盡管這幾年英語專業處在動蕩中甚至崩潰中，但是總有一股力量在阻止其解體。MTI教育這幾年在我國迅速崛起和擴展，就是試圖擺脫英語本科畢業生就業困難和英語專業危機，是支撐英語專業又一根墻柱。而其中，我國新興的翻譯產業界強勢介入教學，提供了充足的水泥鋼筋(如翻譯軟件和筆譯/同傳實驗室投資)。

我們需要培養翻譯人才，我們需要語言服務，但是不能過分依靠翻譯和語言服務，尤其是在英語教學領域內絕對不能過分強調翻譯人才培養，不能強調英語專業的建設而忽視公共英語的發展。

在國家雙一流和“一帶一路”建設的大背景下，一個大學可以不要英語專業，可以不培養翻譯人才，但絕對少不了公共英語，絕對不能忽視培養非英語專業大學生用英語直接從事醫學、軟件、電子工程、農林地礦等專業的學習和工作能力。

必須意識到，今天非英語專業大學生的英語水平與過去相比，已不能同日而語了。也有越來越多的高中英語尖子看到英語畢業生就業困難而報考工程、醫學、法律、經濟等專業。就大學新生平均英語水平而言，非英語專業新生已經接近、在重點高校里甚至已超過英語專業新生。只要我們調整英語教育方向，把主要的教學資源從英語專業和培養翻譯人才轉到公共英語，致力于培養大學生用英語從事專業研究和工作的能力，他們一定能在較短時間里成為活躍在各自專業領域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科學家和技術工程軍事人員。

中國要全方位地實現走出去，要真正推動“一帶一路”的建設，靠翻譯人才、靠英語精英是要誤大事的，帶來的只能是更多的被動和遺憾。我們可以這么說：什么時候我們的科技文獻翻譯人員找不到工作了，世界舞臺活躍的是由科技、工程、軍事和法律專業的畢業生而不是翻譯和英語專業畢業生，就是我們科技經濟外交真正崛起的時候了;什么時候停止大規模翻譯招生、停止語言服務了，就是我國英語教育走上真正健康發展道路的時候了。

(作者為復旦大學教授、全國學術英語教學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