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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本報發表的一篇讀者來信《二三流院校啥時擺脫二等公民地位》引發廣泛關注。在這封信中，一名來自二本院校的大三學生描述了自己的大學現狀：沒有像樣的老師、沒有好的學習氛圍、沒有資源和平臺，其中是一群“要越過高墻、過湍流才有資格去拼一拼”的二三流院校學生。

報道刊發后，又有一個特殊的群體進入了記者的視野：在這些“平民”高校里，有著一群為了改變命運，不惜“二戰”、“三戰”的考研“釘子戶”，他們稱，這是一條有血有淚的“涅槃”之路。

跟技校拼不過專業技能，跟名校拼不過學歷

不久前，金容(化名)在中國傳媒大學校內租到了房子。七八平方米的單間，一張單人床，一張舊木桌，便是她接下來一年的考研訓練場。這套公寓的3個單間里，住的都是和她一樣，剛剛在第一次考研失敗后就開始準備“二戰”的人。

武漢輕工業大學廣告學專業2014屆畢業生璐瑤盡管初試便落榜了，她仍然特地趕到北京，希望能夠實地“取經”，觀摩中傳的研究生復試，打聽一下信息。

這趟北京之行是瞞著家里人的：父母并不支持她再次考研，而是希望她能考個公務員，或者找一份安穩的工作。

“我們大學4年很多都是玩、散、懶，結果跟技校學生拼不過專業技能，跟名校學生拼不過學歷。”在璐瑤看來，自己雖然也是本科畢業，但找起工作來，便成了高不成、低不就。

5年前高考時，劉念考過了一本線，但最終掉檔，只上了二本。像她一樣，不少考研“釘子戶”都是由于高考失利、與心儀的學校擦肩而過，一直懷著名校夢。要實現未完成的夢想，唯一的出路便是考研。

2014年，中國教育在線發布的《2014年全國研究生招生數據調查報告》顯示，73%的研究生考生的本科院校為非985、211院校。在諸多促成考研的動因中，排名前兩位的分別是為增加就業競爭力(39%)和希望讀個名校(15%)。

2007年，懷著清華夢的祝逸(化名)高考失利，被調劑到了江漢大學電子信息工程專業。4年后第一次考研失敗，他進入一家國有鋼鐵企業做了技術員。在周圍的人看來，這算得上是一份令人羨慕的穩定工作。

一次，鐵板縫隙透射進的一縷陽光打在他的臉上，他腦海中突然浮現出了夢想中的畫面：草長鶯飛的校園，草坪上的自己正沉浸在閱讀中。那一刻，他萌生了辭職考研的想法：“我不想一輩子面對著這些機器。”

與此同時，從考研成功進入名校的本科同學那里，傳來的信息都是“導師介紹的項目”、“即將投入生產的芯片”、“師兄去了IBM、華為、騰訊、聯想”之類的消息。而他一直清晰地記得，自己求職時去聽百度公司的武漢地區宣講會，HR明確告訴大家，做技術的只招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的學生，其他學校畢業的學生對他們而言都是others(引申意為“陪襯”)。

“自己沒有名校的出身、沒有背景，所以這里不是百度，身邊的人只知道打麻將、玩游戲，還要用工齡來換取一點點職業提升，很可怕。”他說，“我希望通過提升自己的能力來改變，而不是留在這里，靠關系和時間來上升。”

因為當初“沒有選擇”，他堅持了一年；一年后，他毅然辭職，準備第二次走上考研戰場。

劉念考研的決心，也同樣來自在求職路上遭遇的挫折。“一戰”考研失敗后，她認真找了一段時間工作，投了很多大公司，但因為本科學校不好，別人根本不看她的簡歷；在一家傳媒公司的招聘中，劉念成功晉級了三輪面試，“到最后就剩我學歷最低，結果還是被淘汰了。”此后，她選擇將簡歷投遞到一些不大的公司，雖然最終收到了幾家公司的offer，但最后提供的職位都并非她所應聘的崗位。

“只能更現實一些，繼續考研。”她說。

沒有專業的競爭意識，也沒有課外實踐的積極性和危機感

劉念說，在自己班里的同學中，只有三五個能找到心儀的工作，很多同學畢業才一年，卻已經跳槽兩三次，或者現在又離職了在找工作。和劉念一起選擇“二戰”的同學有6個，而在下一屆的學弟學妹中，考研結果剛剛出來，就已經有3個開始準備“二戰”了。這在劉念看來很平常。

“大家的情況都不怎么好。”她說，“但也不得不承認，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會，也沒有經驗。”

和劉念一樣，璐瑤選擇“二戰”也是由此產生的自卑。這源自一次對話：快要大學畢業時，她和一名在人大讀書的同學聊天，對方屢屢提起大學期間去十堰農村做調研、去日本交流學習和多次校外實踐的經驗，璐瑤只是“很禮貌、很配合地笑了笑”。

“一邊贊嘆著真不錯，一邊內心的自卑感驟然涌起。”她漸漸發現，“好學校的學生確實視野更寬廣、更博學多才，也更有自信，活得充實而有意義。”經過幾次交流后，各種對比讓璐瑤越來越失落。

與那名人大的同學相比，璐瑤的大學生活卻留給了她很多遺憾：在一個“沒有專業的競爭意識，也沒有課外實踐的積極性和危機感”的環境里，她稱自己是“混沌”了4年，直到大四才覺悟。

璐瑤所在的學院基本沒給她們提供過任何實習機會，她積極參加的實踐活動也局限在學校社團層面，幾乎沒有專業方向的老師指導；由于她成績好、表現積極，才被推薦到武漢晚報廣告部實習兩個月，她如獲至寶，對自己參與的活動策劃、廣告平面設計等經歷，至今還能如數家珍。然而，這樣的實習經歷對于名校的同學來說是輕而易舉的。

大學四年的專業學習則是這樣的：大部分老師上課都是照本宣科，有些課還讓研究生代教；大多數同學不學習，也幾乎沒有任何實習經歷，曠課、玩手機、閑聊、睡覺成了主修課。認真聽課的她反倒成了同學眼中的“異類”，當自己為了一個文案策劃忙到很晚時，換來的總是室友的一句，“干嘛活這么累！”

“同樣是電信專業，華科的實驗室就可以做出很多好產品，在我們的實驗室里做不出來。”祝逸說，與自己在華科讀研的同學相比，他們能夠接觸到許多前沿的技術，一些大公司都把投入生產的芯片交給他們去做。“這些在我們學校都是不可能的。”

本科畢業于三峽大學的張小妹剛剛經歷“二戰”的失敗，準備“三戰”。她也對學校的師資和學習氛圍記憶猶新：“有個古代漢語老師，經常上課上到一半，自己也講不清楚了，就說這個等我回去查一下資料，下次課接著講。”同學們則一邊埋怨著“不如自學”，一邊只能習慣著。

面對種種令人失望的狀況，大多數非名校學生都選擇“習慣”。在湖南文理學院法學專業的王艷華(化名)印象中，除了極個別的好老師，其它老師都是“閑聊型”，在上課時總是談自己的發展奮斗史，或是拉家常。

更不可思議的是，許多教訴訟法、商法等法律專業課的老師竟然是歷史、旅游管理、英語等專業出身，甚至是做行政工作的，這在學生眼中也早就不是什么新鮮事。“我的法學知識90%是靠自學的。”即便王艷華很早就開始準備司法考試，卻一直沒有通過，“我們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能通過司法考試的，大多數同學一畢業就轉行。”

“因為一開始就對這個學校沒有期待，所以也談不上失望。”但王艷華仍然堅持著，“只要能讓我學到東西，再辛苦都可以，只希望兩三年后能和現在不同。”在“二戰”中失敗了，她仍然很堅定：“這輩子我一定要讀個研究生！”

考研成功便代表著大學4年的價值

由于沒有獲得家人的支持，劉念在復習期間，仍然找了一份離學校近、又相對清閑的工作，雖然工資不高，但足以支付房租和基本的生活費。

這些已經是“二戰”、“三戰”的學生不僅要不分晝夜地往返于自習室、出租屋兩點一線，有的還要辭職、租房，甚至像劉念一樣，打工賺房租和生活費，承擔著巨大的心理壓力。

面對未知，為什么還要堅持？

“像我這樣的學校出身，專業又學得不好，如果考不上研究生，就走入絕境了。”在形容自己所面臨的狀況時，山西大學商務學院市場營銷專業的楊林(化名)反復提到“絕境”這個詞，她說，堅持考研，源于“沒有退路的無奈”。

在她看來，考研就像是一場賭博，一著險棋：不找工作、不受干擾、不好高騖遠、全封閉式復習，成功便代表著大學4年的價值。幸運的是絕處逢生，考研結束放榜，她是寢室4個人里唯一考上的，落榜的好友只能去營業廳做柜員，或者天天在網絡上編輯小廣告。

在與記者的交流中，大部分二流學校的考研學生總是反復強調著“像我們這樣的學校”這個詞，甚至不惜用各種貶低性的詞匯來描繪自己的母校。在他們眼里，求學4年的母校是“洗刷不掉的烙印”，面對這段不夠光鮮的履歷，他們的目的很簡單：想要“刷新”自己。

隨著各大重點高校不斷提高推免生比例，不少名校熱門專業甚至將保送比例提高到一半以上，這樣的“刷新”也變得越來越難了，但這并未能阻擋“釘子戶”們的決心和腳步。李加志剛剛從華中科技大學文華學院建筑專業考上華中科技大學本部的研究生，同班一起奮戰的10個人里僅有他一個人考上，而上一屆8個參加“二戰”的師兄今年也幾乎全軍覆沒。

就連家里的親戚也開始對張小妹冷言冷語：“三峽大學畢業的，還想考武大啊。”但經過兩次失敗，她的決心仍然沒有動搖。大二那年，她去武大校園看櫻花，從此便將武大定為自己的考研目標，對武大中文系各個方向的導師名字和研究內容，她都早已耳熟能詳。

“有時候書看不懂，也不知道該怎么做筆記復習，會懷疑自己。”張小妹說，“但還是要堅持下去，畢竟可以在喜歡的學校待3年，真正享受校園生活。”

每次堅持不下去的時候，璐瑤都這樣鼓勵自己：“說出來會被嘲笑的夢想，才有實現的價值。”璐瑤的班里，只有她一個人選擇考中國傳媒大學，她稱，自己一直是頂著“炮灰君”的壓力在考。

在剛剛結束的“二戰”中，劉念仍然沒能考上名校，不過獲得了調劑到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的機會。對于這一結果，她決定接受，原因是“實在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