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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夏后的一個晚上，48歲的李桂珍像往常一樣騎著電動車下班回家，屋里的桌子上多了個從外地寄來的快遞包裹，里面有本淺黃色封面的冊子。

寄件人是在云南大學讀書的女兒，包裹里是她剛剛完成的碩士畢業論文——《母親的故事：一個下崗女工的社會互動和自我建構》。

“哎呀，這孩子寫我干嗎？”看到封面上的標題，李桂珍在心里嘀咕了一下，但又好奇女兒到底怎么看自己。她飯也不吃了，坐在沙發上開始翻看，文章很長，里面還有許多“深奧枯燥”的詞，但看著看著，淚水開始漫上來。

李桂珍在云南省西部一個城市的中學里擔任宿舍管理員。這個總是窩在角落里拖地、洗校服、刷球鞋的中年女人，曾是當地一家大型軍工廠里的播音員，就連附近鄉鎮的村民都聽過她的聲音。

即使在那個生命中最“輝煌”的階段，廠志里關于李桂珍的介紹也只有短短12個字：“有播音員1人，每天播音3次”，名字都沒有提起。如今，她只是社會底層一個不起眼的下崗女工，但25歲的女兒花了兩年多時間，用4萬多字，把她寫在自己的畢業論文里。

母親是一個柔弱的個體，大千世界中一顆毫不起眼的微粒

沿著坑坑洼洼的砂石路，車開進一個人煙稀少的山溝，最后停在一塊三角形的空地上。

李桂珍下了車，看上去興致不錯。她指著前方說：“這就是我們工會，那個是舞廳，那個是電影棚，我的廣播室就在電影棚上面。”

順著她手指的方向看過去，只有一片爛泥地和荒蕪的雜草。遠處是幾排低矮而整齊的紅色磚房，窗戶玻璃支棱著凌厲的尖角，里面黑洞洞的，早已無人居住。可李桂珍和同行的幾個人對著這片廢墟，聊得很起勁。

這一幕讓站在旁邊的女兒蔣易澄感到好奇。當時，這個云南大學傳播學專業的研究生正在準備自己的碩士畢業論文，她要研究“三線工廠”職工的集體記憶。此次回老家參加父輩們的聚會，是田野調查的一部分。

蔣易澄是標準的“三線子弟”，她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姨媽舅舅都屬于一個代號叫“國營七礦”的鈾礦冶煉工廠。1970年代，他們響應支援三線建設的號召，從全國各地來到這個距離昆明500多公里的小山溝，把這里逐漸建設成一個擁有糧店、百貨店、學校，甚至舞廳和燈光球場的山中“小社會”。

李桂珍和蔣易澄腳下的這塊三角地，曾是整個礦區的中心。“七礦”最輝煌的時候，接近2000人在此工作、生活。1990年代末，國有企業改革，“七礦”宣布破產，李桂珍買斷工齡下崗，職工接連離開礦山自謀生路。如今，整座工廠只剩下5位老人看守。

雖然成為單位“甩掉的包袱”，但提起“七礦”，李桂珍仍掩飾不住自豪，“原子彈爆炸我們是作了貢獻的！”她總喜歡對外人這么說。此次女兒回老家采訪三線建設的事，她跑前跑后幫忙聯系老同事，帶女兒去退休人員安置點，讓那些老人講講“采掘隊大干多少天”的輝煌記憶。

蔣易澄最初并沒有注意到母親有些反常的舉動。對她來說，母親只是自己眾多采訪對象中的一個。但母親在聚會中不同于平時的表現，讓她開始好奇，為什么在家里有點敏感、一度不愛與外界接觸的母親，重回“七礦”后那么開心、健談？她在那里到底經歷過什么樣的時光，離開礦山后又遭遇過什么打擊？

盡管和母親朝夕相處25年，但這些問題她并不太了解。

回到學校后，蔣易澄去導師的辦公室里匯報論文進展。聊天時，她無意中提到母親下崗后爭取權益以及出去打工后心理上的變化。坐在對面的導師聽了眼睛一亮：“這反映了人的自我認知的發展。”導師推薦她回去讀讀美國學者喬治·米德的《心靈、自我與社會》這本書。

“人的心靈和自我完全是社會的產物。”書里有這樣的論斷。

蔣易澄開始重新審視這個最熟悉的采訪對象。“母親是一個柔弱的個體，大千世界中一顆毫不起眼的微粒，但為什么此刻看她竟覺得她如此強大？如果時代洪流總是將人左右，讓人無奈，但人也是可以反抗、適應和改變的。”她在論文中寫道。

這個年輕姑娘意識到，自己本來要探尋的“七礦”發展、變遷歷程，其實早就與母親的命運交織在一起。但蔣易澄并沒有告訴母親，自己論文中的主角已經換成了她。

那下覺得“啊嘛太幸福了”，后來才知道生活不是這樣的

下崗后李桂珍一直四處打工，她開過餐館，賣過雜貨，給別人織過毛衣，當過清潔工。一天忙完，只有在回憶時才能成為往事的女主角——

那是李桂珍最舒心的一段時光。20歲接父親的班，在中央直屬企業里當播音員，掙得比地方上多，穿得也時髦：下面一條緊身氨綸褲，上面是鴨蛋綠的長款西服，頭發高高地盤起來，“還是挺好看的”。

廠里的年輕小伙子開始行動了。那個年代追女孩的方式還算樸素，有忙著給她占座的，有搶著幫她抬水泥的，還有把存折拿給她看的，但他們最后都輸給蔣易澄的奶奶。奶奶每天早上守在自家窗口前等著李桂珍經過，招呼她進屋吃早點。不知道吃了多少碗有荷包蛋的面條后，這個廠子里眾人矚目的姑娘成了她的兒媳婦。

李桂珍說自己和蔣易澄的爸爸一見鐘情。相親時，他打扮得像個牛仔，跟廠里那些下井工人很不一樣。他是駕駛員，開了輛天藍色的汽車，斯洛伐克進口，據說全云南只有10輛，經常帶著李桂珍出去兜風。

“那下覺得‘啊嘛太幸福了’，后來才知道生活不是這樣的。”李桂珍苦笑著說。

改變首先是從蔣易澄出生后開始的。廣播室“一個釘子一個眼”，播音時間是固定的，遲到一分鐘，全礦都知道了。李桂珍只能給領導打報告，離開廣播室，去辦公室當打字員。到女兒3歲，該送幼兒園了，可礦區的老師怕鈾輻射，走得沒剩下幾個。沒辦法，李桂珍辦了停薪留職，陪女兒去市里上幼兒園。那時她才26歲。

家里少了一個人的收入，頓時有些捉襟見肘。年輕的李桂珍也不習慣當閑人，她在公園旁租了間房子開飯館，鋪面不大，只有五六張桌子，獨創的清蒸鴿子這道菜在當地頗受歡迎。可好幾次中午忙完生意，回頭一看，女兒不見了。

李桂珍“像瘋人一樣”沖出飯館滿世界找。她問路旁賣冰激凌的：“大媽你有沒有看見我家姑娘？”問街邊賣燒烤的：“大姐，有沒有看見我姑娘？”誰也沒看見。正哭得稀里嘩啦，飯館里的小工追出來：“老板娘老板娘，孩子在被子后面睡著了。”

擔心孩子有一天真會丟，李桂珍把飯館關了。

“得到這樣就必須放棄那樣。”20多年后，李桂珍說得輕描淡寫。她剛在廚房里忙乎完，做的是黃燜雞，曾經的招牌菜之一，雞肉又嫩又入味。如果飯館繼續開下去，她應該是個好廚師。

“女人嘛。”她用這3個字結束感慨。可有一件事是真后悔了，女兒7個月大時她參加成人高考，錄取通知書來了，可孩子吃著奶，丈夫又老出差，考慮幾天，她最終沒有去學校報到。

“我沒有辦法，自己放棄了嘛。如果那時把文憑讀出來，我就不是今天這樣子了，就不會走下崗這條路了。”李桂珍的聲音低沉下來。

這件事蔣易澄不止一次聽母親講過。準備論文時，她在廠志里找到了印證：“著重對青壯年職工進行培訓……送大專院校系統培訓10人。”蔣易澄在那行字底下畫了個箭頭，用藍色熒光筆在空白處寫道：“媽媽成人高考的遺憾。”

可她一度對這件事有些反感。母親說多了，她有時忍不住回嘴：“哎呀你別講了，煩得很！”

“她總講‘為了你犧牲很多’，我心里就會不爽，干嘛老怪我？后來理解了，她有她的無奈，這個對她太重要了，她就是因為沒有文憑被別人看不起、被各種‘卡’，所以她才不斷強調讓我接受教育，成為人上人。”蔣易澄說。

寫畢業論文的這兩年多里，蔣易澄學會了寬容與傾聽。她采訪自己的家人，聽他們一遍一遍講過去的事情，盡管很多講述與她的論文沒什么關系。在退休人員安置點采訪完，她給那些獨居的老人拍照，之后專程送過去。

“人沒有那么多時間去傾聽，另一方面，甚至也沒有那么多人愿意講，訴說了以后又怎么樣，現實狀況還是沒有改變，所以干脆選擇不說。”她的聲音有些低落，“有這個機會讓他們能訴說，也挺好的。雖然我聽得太多了，不覺得稀奇，但是總有人不知道吧，總有人會想聽聽他們的聲音吧。”

“原來我根本不了解她的精神生活，也沒能幫她分擔”

畢業論文是女兒的一件大事，李桂珍一直很配合采訪。當問到下崗這件事，蔣易澄踩到“禁區”了。

“你寫這個東西有些也不要去那種(深挖)，不要影響你的前途，過都過了，管它的，你去捅它搞不好就捅個馬蜂窩了。真的！”李桂珍囑咐女兒。

1999年，李桂珍下崗。有數據統計，在1998年至2003年的國有企業改制中，全國下崗工人高達2818萬。

剛上初中的蔣易澄并不清楚母親身上發生了什么事，只記得有一段時間，母親總是忙著寫東西，看資料，經常接了個電話就出去，也不知道到底在干什么。后來才聽說，母親和其他一些職工在聯名上訪。

早在李桂珍下崗前，“七礦”已經停產了好幾年。由于鈾礦山資源枯竭，“軍轉民”的小項目效益不高，企業一直虧損。廠里領導鼓勵職工自謀出路，蔣易澄的父親是技校畢業，有文憑，找了個機會調到市里給領導開車了。

李桂珍沒有這種機會。她接到單位電話，回去開了3天“動員會”。領導在臺上說，“七礦”轉過年就要破產關閉，職工能調走的調走，接近退休年齡的可以退休，剩下的如果買斷工齡，能拿到四五萬元的“退職費”。李桂珍選擇“買斷”，然后用退職費在市里開了間雜貨鋪。

可實際上“七礦”堅持到2002年才宣布破產，沒有響應動員“買斷”的員工照常領工資，挨到企業破產時接近提前退休年齡，直接回家領退休工資了。李桂珍醒悟過來，企業“減負”，自己被“就地解決”了。“就像一個圈套”，她咽不下這口氣，開始和同事寫聯名信上訪。

在蔣易澄的觀察中，這件事對母親是個巨大的傷害，也促成母親自我意識的覺醒。“母親意識到曾經那么賞識自己、需要自己的系統也有欺騙、唬弄自己的時候，為它作了那么多奉獻，也應該有主張自己權利的時候。母親也意識到，曾經以為可以依靠一輩子的‘大樹’，總還是有枯萎、傾倒的時候，不能不早一些豐滿自己的‘羽翼’以便更好地生存下來。”她在論文中分析。

但“自我意識覺醒”的代價是：丈夫被單位領導叫去談話，家里的小賣鋪被定為“黑據點”，李桂珍被列入“黑名單”。她不想連累家里人，“干脆離婚，我還是要走我自己的路，把這個公道討回來！”

蔣易澄的爸爸當然不同意。“倔成什么呢，呵呵。”接受女兒采訪時，他只是一笑而過。可李桂珍在論文里看到這句話時哭了。丈夫當時安慰她：“你就在家呆著，我有吃的，也不會餓到你。”她覺得自己當年沒看錯人。

母親爭取利益這件事，蔣易澄此前毫不知情。“真的是不能想象，那段時間她經歷的思想上的壓力。她要顧慮到我爸爸的工作，我的前途，但你讓她妥協，她會挺痛苦的。原來我根本不了解她的精神生活，也沒能幫她分擔，一想確實，哎呀……”她突然停住，說不下去了。

爭取權益失敗，雜貨鋪也開不下去，李桂珍成為徹底的家庭主婦。她覺得自己“被社會淘汰了”，廣場舞也懶得去跳，每天就窩在家里沙發上，給婆婆繡十字繡，給女兒織毛衣。在重復的一針又一針里，脾氣變大了。老公回家晚了，她要發火；路上遇到熟人問她最近在忙什么，“這不是在家待著嘛”，她三言兩語帶過，不再像過去那么熱情。

“就感覺英雄無用武之地！”李桂珍皺著眉頭說，“我有一身的勁，但沒地方使，做這樣也不成功，做那樣也不成功，對自己失去自信，覺得無能，走到哪個地方都矮人一截，覺得不如人，干脆就不要與外界接觸，天天在家算了。”

和李桂珍一起下崗的人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她的一個同事得了抑郁癥，一個天天在家打麻將，夫妻一起下崗的離了婚，孩子也不去上學了。

唯一令她欣慰的是，女兒懂事。李桂珍下崗后，家庭收入比之前少了一半，她還要自己攢下錢繳養老保險。“有幾次她爸出差，我跟我姑娘一個星期才用7塊錢啊，你說我和我姑娘咋過來的？我跟你說，就是天天蒸饅頭，熬點粥，燒一個湯，就可以吃一頓了。”中學生過生日流行請來請去，要好的女孩子們湊錢買禮物，這種活動蔣易澄很少參加，她的生日都是悄悄過的。

“哎呀，我們還是虧欠閨女好多啊。”有一天，平日里沉默寡言的蔣爸爸突然這么對妻子說。

“她爸也是相當難過啊。”李桂珍嘆了口氣。

“我常跟我女兒說我不敢想，我怕我鉆進去得神經病”

蔣易澄考上研究生后，李桂珍覺得不能再這么在家里待著了。一方面家里經濟有點緊張，另一方面，“我女兒讀到這個文化層次了，我如果不求上進，對她是一種負面影響”。

回歸社會的第一步是重新回到廣場跳舞，增加自信心。這并不難，李桂珍本來就是單位里的文體骨干，在一群身材走形的中年婦女和顫顫巍巍的老大媽中間，她的動作很標準。

第二步是找份工作，這讓李桂珍有點心理障礙。“一是歲數大了，二沒有文憑，三又沒什么技術，后來想想，管他呢，叫我干什么我都行。”她每天騎著車上街轉悠，看見一家剛開業的床上用品店貼在門口的招聘啟事，底薪1500元還有提成。

李桂珍決定去試試。她用床單折成開屏的孔雀，用被罩給櫥窗里的模特裹出各式各樣的裙子，加上過去積累的人脈，開業那幾天她一個人就賣出20多萬元。可到了發工資時，承諾的5%提成變成500元獎金，李桂珍覺得自己受騙了，“你不能500塊錢就把我打發了”，她一氣之下辭職。

第一次再就業的嘗試受挫。“從表面上我這個人很樂觀，但我常跟我女兒說我不敢想，我怕我鉆進去得神經病。”李桂珍說。

一次偶然的機會，聽說當地一所中學有公益崗位面向“4050”人員招聘，當宿舍管理員。她應聘成功，可干了半個月就有點受不了。她在工廠都沒怎么干過體力活兒，如今拖地拖得手直翻筋，膝蓋都不會打彎了。

李桂珍有點打退堂鼓。她回家跟丈夫傾訴，可丈夫聽著聽著忍不住想“吼”她：“咋會一天就是在抱怨！”周末一個人守著空蕩蕩的宿舍樓，她只能打電話跟女兒“吐槽”。

“不要太去計較利益，遵循自己的內心。”在外地讀書的蔣易澄在電話里安慰母親，“做什么都會遇到問題，會有不同的煩惱，現在你這種心態做什么都會煩惱。”她分析著，已經不再是那個在被子后面餓得睡著、需要媽媽照顧的小女孩了。

聽了女兒的建議，李桂珍決定堅持下去，“管他呢，做事情力氣出了還會有，也不會累死，就做唄。”她翻開自己的手掌，幾條凸起的青筋趴在手背上，“我以前細皮嫩肉的，現在老繭都出來了。人一輩子不會一帆風順，我鼓勵我家女兒，你多讀書，現在苦就是為了比父輩母輩過得好嘛。”

母親的期待對于蔣易澄來說更像是一種無形的壓力。“她自己覺得很挫敗，所以會把那種東西轉移到我的身上，要求特別高，想讓你無時不刻地好、好、好。他們怕你吃虧，怕你考慮不周全，我做什么老是覺得受束縛，變得跟他們一樣要考慮很多東西，放不開，很累。”蔣易澄說。

她也曾因此發過脾氣，但現在想明白了。“每每回想起來，才深刻發覺自己很是愧對母親，我從來沒有真正了解過她的需求，不知道她情緒不好的來由，不理解她的擔憂、焦慮和孤寂，太多太多，有時候甚至厭煩她對我過分依賴和給予期望，我不明白人生歷程是這樣地短暫又漫長，不懂得在面臨人生抉擇的時候還有很多復雜的原因和時代背景，也不清楚人到中年沒有固定工作又沒有養老保障的那種失落和焦慮。還好，借由這次畢業論文的機會，讓我提早體會、省悟。”在論文后記中，蔣易澄這樣寫道。

探尋母親的“自我”，也是在不斷拷問自己的“自我”

隨著論文的進展，越來越多的問題超過蔣易澄預想的范圍，探尋母親的“自我”，仿佛也是在不斷拷問她的“自我”。她要跟著母親上班、買菜、勞動、做家務、聚會，有時也會不耐煩。

放假回家時，蔣易澄常去學校幫母親做大掃除。她拖洗走廊地板，擦大廳的玻璃窗，戴上塑膠手套撿草坪上的空瓶子。休息時，母親讓她幫忙出了期黑板報，蔣易澄隨手畫了幾朵向日葵和一個拿著書的小男孩，母親在上面寫了一行字：“歡迎同學們歸校，歡迎新生入住，你們到家了！”

李桂珍已經適應了自己的新工作。她讓女兒上網查如何管理初中宿舍、如何搞好宿舍文化的資料，然后把這些摘抄在筆記本上。蔣易澄翻過那本筆記，里面還有母親之前在床上用品店參加家紡培訓的筆記。她發現母親一直在默默地補充知識。

李桂珍的管理方法很見效。她跟那些總是板著臉的宿舍管理員不一樣，檢查衛生時看到哪個寢室做得不好，她自己動手打掃干凈，然后寫張小紙條放在床上：“帥哥，你們下次就像宿管這樣去做。”她熟悉這棟宿舍樓里每一張臉，坐在一樓管理室的推拉窗后面，她大嗓門提醒那些飛奔的男孩：你的衣領沒翻出來；你的鞋帶開了；站住，你不是這個宿舍的。

男孩子很喜歡這個宿管阿姨，他們把喝完的飲料瓶子堆在教室后面，晚上下自習后帶回來給她。老師說，他們還把李桂珍寫進了作文里，“你是怎么把他們豁住的啊？”

蔣易澄也要把母親寫在自己的文章里，但她要寫的不是一篇幾百字的作文，而是畢業論文。這讓她有點矛盾。

“要不斷把我媽牽涉進來，但是我又不想把她牽涉進來，畢竟要給老師、同學看的，甚至以后上網了，大家都可以去看，感覺會把自己的家庭故事暴露出來，心里面還是有所顧忌。”動筆前，蔣易澄一直給自己做“心理建設”。

“在別人看來，她媽媽只是一個宿管員，拿出來說會不會……但是我很早就對這些東西不在意了。我不會覺得我媽媽下崗在家沒工作，我就丟臉。如果同學問起我媽是干什么的，我就說在家，當家庭主婦。”說這話時旁邊恰好有人經過，她的聲音不自覺地變小了一些，但很快又恢復了自信，“我覺得我媽挺優秀的，不是拿不出手，大學時我媽經常給我織毛衣寄來，別人特別羨慕。”

對于蔣易澄來說，這篇論文不僅僅是一篇文章，“它提供給我太多思考的層次，關于人生，關于婚姻，關于個人的命運，以前特別無知，不會思考這些東西，一下子覺得是個成長儀式。”

有一次，蔣易澄獨自回“七礦”采訪。那天天空下了很大的雨，山中霧氣濃，什么都看不清楚，路上沒什么人，周圍安靜極了，只聽見雨點落在地上的聲音。她坐在小賣鋪門前躲雨，幾只小雞在她腳邊來來回回地啄食。那一刻她突然覺得時間靜止了。

正對著的地方曾經是廣播室和電影棚，母親就在里面播音。“礦廣播室今天的第一次廣播現在開始，下面轉播中央新聞……”喇叭的功率很大，附近鄉鎮都能聽到。等到了晚上，電影棚會放露天電影，人們帶著小凳子和飯菜聚在這里。

如今，她眼前的只有荒草和泥巴。電影棚和廣播室早已夷為平地，廠里曾經最時髦的燈光球場也變成爛水塘。

“突然覺得，原來不管怎樣生活還是要繼續的，要去過自己的生活，有時候確實很無奈，但有些東西你根本改變不了，只能往前走。”這個25歲的姑娘說。

這是這個答辯季看到的最鮮活的論文

得知論文答辯分組后，蔣易澄有些擔心。云南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郭建斌是這一組的答辯老師，他的綽號是“殺手”，上課時很嚴肅。蔣易澄的論文光看標題就顯得有些與眾不同，這畢竟是學術研究，不是文學創作。

“能過嗎？”有人表示擔心。

答辯前一天，蔣易澄的同學突然“炸了鍋”，他們讓蔣易澄趕緊看郭建斌的微博，“你這個肯定沒問題了，老郭都認可你了。”

那條微博寫的是：“一個學生的碩士論文，居然寫的是她的母親……這樣的論文，差點看得掉淚了！這是這個答辯季我看到的最鮮活的論文！”

事實上，郭教授看到論文的開頭時就被吸引了。“我們對我們父輩那段歷史和生活經歷其實不太了解，而且缺乏和父母共同做一些事情的經歷。”論文中蔣易澄幫母親去學校打掃衛生這個不經意的細節讓他很感動。盡管認為論文的理論部分稍有欠缺，但他充分肯定這種“接地氣”的嘗試。

郭建斌試圖在記憶中搜尋這個女孩在自己課堂上的表現，可沒有任何痕跡，她很少發言，一直都很低調。

本想繼續保持低調的蔣易澄現在火了。郭建斌的微博發表后，外校的老師也來索要這篇論文，一位新聞學院的女院長看完后哭了。答辯現場，提到幫母親做衛生那個細節時，郭建斌也有點哽咽。“這是一個懂事的閨女”，他當著所有人的面這樣說。

站在臺上的蔣易澄聽了“好想哭”。“不是因為他表揚我，而是因為有個理解你的人，那一分鐘特別受觸動。”她說。

論文答辯前，蔣易澄把這篇論文快遞給母親，想聽聽她的反饋。李桂珍這才知道，自己成了女兒的研究對象。

“她成熟了很多。”李桂珍說，“平時說不出來的話寫出來了。”

看完論文，接通女兒的電話時，李桂珍已經恢復平靜。她甚至有點挑剔地說：“有些用詞語句還不是那么流暢，很多故事還沒寫進去。”

“哎呀這個是論文，不是你想寫什么就寫什么的。”蔣易澄忍不住笑了。她根本不知道，要求總是那么高的母親在打來電話前剛剛哭過。

蔣易澄的論文也完成了李桂珍一直以來的一個心愿。1998年，蔣易澄的外公被檢查出矽肺晚期。他是一名八級鉗工，當年響應國家號召，帶著全家從貴州到這里支援三線建設。他在病床上跟兒女說：“我把你們帶過來，現在帶不出去了。”

當著父親的面，李桂珍一直忍著，回家后才大哭了一場。那時她下崗，姐姐下崗，哥哥下崗，嫂子也下崗，幾乎全家人都下崗。“如果我們條件好一點，他精神壓力不會這么大，因為他也自責，是他把我們帶進礦里的，他覺得是他的責任。”李桂珍的眼睛濕了。

兩個多月后，老人去世了。臨走前，他曾想買塊手表留給妻子，只需要兩三百塊錢。可拮據的老鉗工沒這筆錢，女兒李桂珍也掏不出來。這個遺憾讓她至今覺得愧對父親。她想把父親的故事寫出來，“我覺得我爸跟王進喜比也不差啊！”

蔣易澄考上新聞學院后，李桂珍叮囑女兒：“你學這個嘛，要在寫作上好好練一下，如果有機會，將來把你外公、把七礦的事寫出來。”

她只是這么一說，但蔣易澄一直記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