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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發布的“國內第一份有關中國博士培養質量的調查報告”——《中國博士質量調查》稱，50%的用人單位認為，我國博士培養質量“甚至有下降趨勢”。

中國現行的博士培養制度是引進的、外在的制度，由于中國的博士生導師手中握有大量的資源和利益，因此，逐步衍化為目前中國的“老板制”。在“項目”的推動下，博士與導師之間終于形成了類似于老板與員工那樣的雇傭關系。

有專家認為，在“老板制”建立之后，作為培養創新型研究型人才的博士培養過程日趨利益化功利化，甚至成為了學術不端的源頭

“驕傲——拿到通知書的剎那，覺得祖墳都冒青煙了；

有意思——剛進實驗室，面對儀器設備，覺得很新鮮；

沒意思——搞科研也就是這么回事，和以前想的不一樣；

不想上了——身邊的朋友忙著升官發財，自己卻還在耗著；

想自殺——家庭、事業、愛情樣樣不得志，房子、車子、票子要啥沒啥，還整天被實驗和文章折磨；

無所謂——痛苦到極致反而不知道該去痛苦了，隨便吧；

畢業了——戴上博士帽的那一刻，突然連為什么要讀博都忘了。”

這篇名為《讀博七個階段》的文章在網上被熱炒，不少博士網友紛紛表示“感同身受”。

而近期，對博士這一人群的關注，正在不斷升級，已經從網上的自嘲、議論，上升到課題組的專項研究，直至國家有關機構的大規模調查。

日前，以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周光禮為首的課題組出版了《中國博士質量調查》。緊接著，另一項由國務院學術委員會主推、北京大學教育學院主任陳洪捷牽頭的全國博士生調查結果也終于出爐。

隨著《中國博士質量調查》——這本被稱為“國內第一份有關中國博士培養質量的調查報告”的問世，博士工——作為一個新近的熱門語詞進入了公眾的視野。

既成“博士”可謂精英，又何來“工”？

“最牛導師”曾同時帶47名博士；60%的學生認為他們承擔著導師一半以上的課題任務，有些導師的課題100%由學生承擔……調查中得出的一系列數據，也許對這個問題作出了些回答。

有業內人士認為，由于各種復雜的原因，目前，中國的學術體制被附著太多的利益，而擁有“研究入門者”以及“學生”雙重身份的博士生，在很多時候正在徹底淪為利益的末端、學術的草根。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巨大的利益以及異化的制度推動下，在博士生的培養過程中，學術不端、學術腐敗的潛流正在暗中涌動。

調查結果顯示，50%的用人單位認為，我國博士培養質量“甚至有下降趨勢”，在對新進博士創新能力的評價上，用人單位認為“一般”和“差”的占68%

根據權威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博士生教育的規模已在世界排名第一。

“早在2008年，我國教育部門就宣布，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學位授予國家。”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向《法制日報》記者介紹，根據2009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09年，我國招收博士生6.19萬人，當年獲得博士學位的有4.87萬人，“很顯然，教育部門對這一教育成就是比較滿意的”。

但是，對于這樣的成績，有業內人士直言不諱地說，這樣的速度“太快了”。

1981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開始正式實施。條例第三條明文規定：“我國實施三級學位制度，學位分為學士、碩士、博士三級。”

3年后的5月27日，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博士、碩士學位授予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新中國的第一批18名博士問世。

此后，直到1992年，我國博士培養工作一直處于起步階段。1992年至1997年5年間，博士數量一直呈現平穩增長趨勢。

但從1998年開始，我國博士學位授予數量就以每年23%的比例遞增。

在《中國博士質量調查》中的一系列數據卻揭示了問題的另一面：全國指導博士生在20人以上的導師不在少數，指導博士生最多的一位導師手頭上有110多名博士生。由于導師指導人數過多，與博士生交流不夠，近13%的博士生每月與導師交流不到1次，甚至還有3%的博士生反映未與導師交流過。每月平均交流3次以上(不含3次)的為50%，月均集體活動的次數超過2次的不到40%。

在這種狀態下，博士培養的質量也不盡如人意。調查結果顯示，50%的用人單位認為，我國博士培養質量10年來整體上沒有進步，“甚至有下降趨勢”，在對新進博士創新能力的評價上，用人單位認為“一般”和“差”的占68%。

“《中國博士質量調查》中的數據表明，在中國這樣一個‘第一博士生產地’,‘產品’質量很成問題。或者我們可以這樣問，這個‘第一博士生產地’是怎樣煉成的？”熊丙奇說，“但是，我并不認為這樣的調查結果，能對博士教育的發展產生多大觸動，即便有，也是‘反觸動’。據我所知，還有不少教育界人士認為博士教育發展速度不夠快、不夠大膽，以上的調查，正可為進一步快速發展博士教育，提供‘經驗’”。

中國大學科研中的“老板制”是功利主義的產物，是師生關系功利化的結果。這是一種利益驅使和彼此回報的關系

通過采用歷史制度主義的分析框架，《中國博士質量調查》完整地勾勒出了中國博士制度的異化路徑。

調查將中國的博士生培養制度劃分為3個階段：第一階段，1949年以前的博士生培養制度；第二階段，1950年至1966年的博士生培養制度；第三階段，1977年以后的博士生培養制度。

在歷史地梳理了中國博士發展制度之后，調查認為，“中國現行的博士培養制度是引進的、外在的制度，并不是在中國自身的歷史文化傳統中產生的，所以不十分適合中國，目前來說是一種有問題的制度”。

而在調查中所指出的中國博士培養制度的外來與傳統的矛盾，集中體現為“導師制”與“老板制”的沖突。

所謂的“導師制”(或稱師徒制)源于歐洲，以科研和撰寫論文為主要任務，實行導師個人負責制；而“老板制”源于美國，強調課程學習、實行嚴格的資格考試，實行導師小組負責制。

但是國外的導師制引進之后，由于中國的博士生導師手中握有大量的資源和利益，因此，逐步衍化為目前中國的“老板制”。

據了解，“老板制”的形成有兩個基本前提：一是研究經費以競爭的方式發放，并在研究經費中，把用于學生培養的費用計算在內，在科研中實現“教育功能”；二是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招收主要由導師掌握的研究經費決定，導師掌握的研究經費越多，招收的研究生和博士后也越多。

有知情人士透露，在這樣的前提下，掌握在博士生導師中的利益，便以項目的形式表現出來。

“我們寫的書大都是國家或上級主管部門的課題或項目，有經費支撐的。當然，完全是因為我們導師的名氣大才能拿到這些項目的。”一名替導師“做過項目”的博士告訴《法制日報》記者。

據了解，這些項目包括：橫向項目，一般是指來自市場的項目，多見于理工科，一般是將已有的理論成果轉化到實際應用中去，因此產品直接與市場有關。在中國教育“產學研”一體化后，橫向項目便成為課題組的重要經費來源。

與橫向項目相對應的是縱向項目，一般是指來自中國教育系統內部層層下達的科研任務。縱向課題多是理論研究，需要的是學術創新成果。由于中國的科研經費僧多粥少，縱向課題的經費，往往只包括購買儀器、設備、資料和差旅費，不允許用于人才培養。

在采訪中，記者發現，在一些博士生看來，給導師“做項目”是件不錯的“活兒”。

“首先，能夠得到一定的報酬，具體數目視‘項目經費以及導師人品而定’；其次，自己能夠獲得學術成果，有時導師會把學生的名字加在自己名字后面，有時導師會在前言中注明某一章節是由誰來執筆的，最差的也能在后記中寫上，‘感謝自己的學生某某為此書作出了貢獻’。”一名在讀博士生說。

不過，并不是所有學生都“感恩”于導師的“栽培”，“有些老師自己一年拿幾十萬元，對一個學生一兩萬元都不愿支付。”一名已經畢業的博士坦言，“我做了很多項目，出了很多差，但是回過頭來看，這和工作有什么區別？讀博期間還做那么多橫向項目，還不如出去工作”。

不論評價如何，在“項目”的推動下，博士與導師之間終于形成了類似于老板與員工那樣的雇傭關系。

在《中國博士質量調查》中，作者就明確指出，“中國大學科研中的‘老板制’是功利主義的產物，是師生關系功利化的結果。這是一種利益驅使和彼此回報的關系”。

39%的博士認為學術不端“值得同情”，23%的人表示“可以原諒”。博士培養過程日趨利益化功利化，甚至成為了學術不端的源頭

有專家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在“老板制”建立之后，作為培養創新型研究型人才的博士培養過程日趨利益化功利化，甚至成為了學術不端的源頭。

一名給導師“做過項目”的博士向《法制日報》記者描述了項目的“生產過程”：“我們在一年多的時間里馬不停蹄地寫出了數本關于某一研究領域的著作及教材，搭建起了某一分支學科的理論框架，而這些書的作者無一例外地掛上了我們導師的名字。”

至于項目的質量，一名讀過上述項目中某本著作的業內人士告訴記者：“那天晚上我越翻越覺得似曾相識，立刻跑到圖書館查閱，結果發現，和其他兩位學者的書有不少雷同之處，好幾個地方整整半頁都是完全一樣的，既沒有引號也沒有注釋。”

最后，這名業內人士為該著作下了結論——“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抄的”。

更有甚者，在師生關系異化為雇傭關系之后，一些看似荒唐的現象隨之出現：2006年，上海某高校就曾發生過幾名研究生不滿導師“剝削”而集體將其“炒掉”的事件；還有的導師讓研究生幫其著書，自己卻不進行任何指導或把關，學生為了表示“無聲的抗議”，竟連篇累牘地抄襲別人的著作，引發官司，讓導師的丑聞最終曝光。

但是，在博士培養的“老板制”在中國得到普遍建立之后，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做“項目”的過程和方式。

一名“做過項目”的學生告訴記者：“這不能算抄，我也付出了勞動，在網上找了很多資料，更何況，很多項目都是這么做的。”

此前，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博士趙延東曾受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之托，主持過一項有關博士畢業生學習和就業情況的大型實證研究，“從調查結果看，目前學術不端行為的社會影響已呈蔓延之勢，受訪的接近2000名博士畢業生中，一半以上的人表示聽說過自己周圍的老師或同學有過抄襲、造假等學術不端行為。”趙延東告訴記者：“雖然這一比例并不代表學術不端行為發生的實際比例，但卻說明，學術不端行為可能造成的社會影響是非常大的。”

在趙延東的調查中，還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發現，那就是——“39%的博士認為學術不端‘值得同情’,23%的人表示‘可以原諒’”。

“博士生對周圍學術不端行為的感知和認識是影響他們對學術不端態度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博士生越是感覺周邊環境中學術不端行為比較普遍，就越可能對學術不端行為持同情和原諒的態度。”趙延東對記者說，“這一結果有力地說明，學術不端行為不僅會敗壞學術風氣，還會對新一代研究者產生一種極惡劣的‘示范’效應。那些在充斥著這種不良風氣的環境里成長起來的學子們，很容易受到學術不端行為的引導，形成錯誤的價值觀念。即使那些已經掌握學術規范、形成正確科學價值觀念的人，也很容易被‘拉下水’,逐步認同學術不端行為。”

“博士生是未來科研力量的主力軍，如果他們對科研道德和學術規范的知識都熟視無睹甚至習以為常，我們怎么能夠希望他們會在未來的科研工作中嚴格遵守規范，自覺地杜絕學術不端行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專家向記者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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