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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兼職博導的某部長與他指導的學生從未謀面，直到論文答辯，才算見了一面。

半個身子探入大學校園，想摘得高等教育的最高學位，又因工作在身，事務多，很少如期完成課業，是在職博士目前面臨的尷尬。

在山東大學法學院念了四年在職博士的朱奇盛（化名）仍然沒有畢業。他現在某中央機關擔任處長。10萬字的畢業論文對他來說，是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2015年6月24日，中國人民大學（以下簡稱“人大”）發布了“全面深化博士生教育綜合改革”方案。該方案中的“在職博士生比例在10%以下”和“減少兼職導師數量”兩條規定引起廣泛關注，而方案的其他內容，幾乎被輿論忽略。

朱奇盛突然發現，自己“想讀書”這個簡單意愿的“正義性”，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質疑。

而事實也確實如此。“就連我這個只管一小撮事兒的處長，想畢業都這么難了，高官（畢業）簡直就是天方夜譚嘛！”朱奇盛說。

記者梳理發現，近十年來，已有十多所高校先后開始限制在職博士招錄數量。而幾乎所有鼓勵培養在職博士的官方政策，也都止步于20世紀。
究竟從什么時候起，在職博士與兼職博導變成了遭人詬病的角色？而簡單地將博士教育改革的板子打在“在職博士”與“兼職博導”的頭上，真的就合適？

在職博士的“難產”

區分在職博士的關鍵因素，是人事檔案與工資關系是否留在原單位。大多數在職博士的學習方式是非脫產的，即“邊工作邊學習”。從就業形式上看，在職博士屬于“定向就業博士生”，即畢業后仍回到原單位工作。除此之外，在職博士與其他非定向博士無異。

半個身子探入大學校園，卻想摘得高等教育的最高學位，更像是不少在職博士的算盤。

1981年11月26日，國務院批準的首批博士學位授予單位共151個，博士學位授權學科、專業點812個，博士生導師1155人。30年來，全國博士學位授予數逐年擴張。2013年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迄今共培養五十多萬名博士，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學位授予國家。

隨著博士體量的增大，在職博士隨之壯大，通常分布在二三線城市的普通高校及受官員、企業老板偏愛的人文社科類專業。

據多位受訪的高校博導表示，高校教師與公務員，是在職博士中最常見的兩個群體。在與朱奇盛同班的15名在職博士中，一半是教師，一半是公務員。而包括朱奇盛在內的所有的“公務員學生”，都交不出論文，延期畢業了。

“能夠把必修課上完，就已經很不錯了。”大多數高校要求他們用一年時間上課，其余時間完成博士論文。“10萬字以上的論文，今天寫明天放下，很難寫完。”據稱，他一位師兄的論文一拖就是八年。

而能否嚴格把關，導師間因人而異。河北大學一名不愿具名的教授多年前也曾帶過在職博士，是一個地方的科級干部。而帶過這一個之后，他斷然回絕了所有的官員讀博請求，“不敢帶了，免得麻煩”。

“官老爺難伺候。”他回憶稱，當年為了照顧“官老爺”，學院將周三、四的課程特意調到了周末，自己還親自操刀，改“官老爺”的論文，“把臉都熬得蠟黃蠟黃的”，才勉強通過了。“論文肯定是他自己寫的，不是槍手，因為水平實在是……”

在這位博導看來，“帶官老爺”是一種資源的浪費。“我雖然帶著他，但他的學識、價值觀方面也沒有多大的提高，我帶他干嘛？”

這種把關不嚴的現象近年來有所好轉。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張志安介紹，以其所在院系為例，目前所采取的導師組制度，一個導師已無法決定博士的命運，也因為把關正在變嚴，在職博士順利畢業變得更加困難。

招生政策，從松到緊

產出低，把關難，是高校在職博士教育當下面臨的最大問題。而最為社會所詬病的，是“官員讀博士”。

許多官員的高學歷以在職方式獲得，已成不爭的事實。多名擁有在職博士學位的高官落馬，更是引發了一次次的輿論地震。

南京市原市委副書記、市長季建業，黨校干部班學員出身，卻于2006年拿到蘇州大學在職博士學位證。2008年被雙規的原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王益，在北京工作的同時，兩年內在位于成都的西南財經大學拿到經濟學博士學位。

而回顧中國博士教育的三十多年歷史，在職博士一度還是被提倡的、適應發展需要的“先進制度”。

“在職博士”這一概念由教育部于1982年首次正式提出。此后，對于“在職博士”，“鼓勵、鼓勵、再鼓勵”的基調維持了十年。

1987年，原國家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原國家教委”）再次下發通知，明確要求“今年各研究生院錄取具有實踐經驗的優秀在職人員的比例應高于去年”。

直至1992年12月8日，在原國家教委與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發布的一份綱領性文件——《關于學位與研究生教育改革和發展的若干意見》中，鼓勵在職人員攻讀碩博，已被提上了研究生教育的整體方針，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進入21世紀以后，國家層面上的在職博士招錄政策，始終停留在它曾經輝煌的頂點，激昂的鼓勵政策再也沒有出現。

而就在此時，在職博士開始受到公眾質疑，各高校開始逐步收緊在職博士的招生規模。

最早宣布“不再招收在職博士生”的是北京大學的經濟學院、光華管理學院。2003年，時任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的厲以寧表示：“無論是什么地方的副市長或者企業家，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都要頂住壓力，不招收在職博士生。”

此后，南開大學、廈門大學等高校相繼控制在職博士比例，甚至徹底關閉了在職博士的入口。

記者梳理39所985高校2015年的博士生招生章程發現，其中5所高校明確規定“不招收”或“原則上不招收”不能全脫產學習的在職博士；13所控制了在職博士比例；3所雖未明確比例，但規定了如“每位導師最多招收一名”的限制條件；其余18所既無明確比例，也無限制規定。

負責多年研究生工作的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石義彬教授表示，近年來該校招收的在職博士，尤其是官員博士數量已在大幅下降，基本上一個專業僅招收兩至三人，或者不招。

“最主要的原因，還在于產出不夠。”石義彬稱，由于在職人員，尤其是官員、干部，沒有時間和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學習中，基本都“讀不下去”，“十個里面有五六個都不出來”。

看守“看門人”

據多名受訪者介紹，兼職博導的問題也仍然出在把關上，尤其是“官員任博導”難以免于責難。

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國家一些部委與部屬高校聯合辦學，高等教育進入大發展階段，到高校兼職的官員也逐漸增多，并成為一個特殊的群體。

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吳曉求表示，此次改革中取消兼職博導資格的，包括一些正部級和副部級官員，兼職博導已從150人左右減至100人左右。

兼職博導并不僅指“官員博導”，一位博士生導師受聘在多所高校招收博士生，在國內和國際都比較常見，也屬于“兼職博導”的一種。

我國的博士生學術訓練多半采取單一導師制，很大程度上，導師對博士生的學術命運有著“生殺大權”，是博士學位的“看門人”，因此也流傳著“碩士看專業，博士看導師”的說法。

鑒于導師地位之重，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后、中國世界經濟學學會理事王福重稱，最關鍵的問題在于“社會兼職人士哪來的精力帶學生”？

王福重曾目睹一位部長身份的兼職博導來學校“視察”，“大家就陪著，畢恭畢敬的，其實他指導的學生從來沒見過”。論文答辯時，一旁的老師介紹稱，“部長，這就是您指導的博士，您跟他合個影吧”，才算是認識了。

但不能排除這是“兩情相悅”的雙向選擇結果。“現在的學生，特別是報博士的，功利性明顯。”中山大學、武漢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博士生導師展江
表示，不少學生看中導師背后的資源。

就連“博士生導師”這一教授級別本身，也受到多名教授的質疑。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博士生導師的遴選需要經過國務院批準或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審批。隨著導師隊伍的增大，至1999年，遴選權全部下放至大學。在中國，博導是一個凌駕于教授之上的，更高一級的頭銜。

美國馬薩諸塞大學波士頓分校終身博導嚴文蕃在國外擔任博導二十多年，他介紹稱，在美國，凡是博士畢業留校任教的，從助理教授、副教授到正教授，都有可能成為博士生導師，“教授的級別與博導沒有直接對應關系的”。

國內高校也在逐步引進國際上的做法。2007年，北京大學取消了“博導固定資格制”，即不再限定博士生導師必須是教授或者副教授，只要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水平，“講師也能當博導”。清華大學在2012年推行了類似改革。

誰在學，誰來教

“目前國內的博士教育，入口、培養、出口三個階段都存在把關不嚴，沒有責任制約，社會上也很少監督。”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導師顧海兵稱，官員博士、博導問題的背后，是博士生質量把控，以及學校治理機制的缺陷。

在季建業被雙規之后，展江就曾發表過文章呼吁：“此風不剎，昔日的象牙塔斯文掃地，教育面臨雙重行政化。”但對于在職博士的限制，展江認為不應“封死”，在職讀博對于博士生就業來說具有重要意義，高校教師這部分群體完成學業任務上不存在大問題。

而身為公務員的朱奇盛感到有些委屈。“我身邊有的人讀在職博士是跟風，也有人想為將來的職業發展增加一些籌碼，但本能地愛好讀書就真的錯了嗎？”

雖然未能按期畢業，但朱奇盛覺得，至少在校讀書的壓力能督促自己，不敢懈怠。甚至他認為自己反而能比在校園里閉門造車的學生做得更好。“我們有實務基礎，更加知道哪些問題是需要研究的，也可以調動更多的資源和力量去研究。”

對于“一刀切”的控制數量和比例的做法，也曾有過質疑聲。2007年，廈門大學不再招收不能脫產的在職博士之后，《光明日報》曾發表評論稱，“在職博士這種教育形式本身并沒有原罪，如果為了提高博士教育的質量，而廢棄了在職博士教育本身，無異于倒洗澡水把孩子也一起倒掉”。

“并不是說官員就不能讀，而是應該鼓勵他讀。他有熱情吸收新知識，應用到實踐中，為什么要阻止他呢？”嚴文蕃認為，這是一個鼓勵終生學習的時代，“這是學校的問題，管理的問題，而不是官員讀書本身的問題。”